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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
就法律而言,演员的地位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近于乞丐和类似的卑微者。这无疑令
莎士比亚感到痛苦,于是他辛勤工作以便能以绅士的身份荣归斯特拉福镇。除了这一愿望外,
对莎氏的社会观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唯有我们从剧情中搜索到的那些含混不清的信息。作为
一位演员兼剧作家,莎士比亚必然要仰仗贵族的赞助和保护,他的政治观——假如他确实有
的话——很适合漫长贵族时代的鼎盛时期(在维柯的意义上),这一时代我设定为自但丁开
始,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直到歌德为止。年轻的华兹华斯和布莱克的政治观属于法国
大革命时代并预示了接下来的民主时代,这一时代在惠特曼和美国经典那里达到了辉煌的顶
点,直到在托尔斯泰和易卜生那里获得最后的表达。莎士比亚艺术的源头令我们感到一种根
本上属于贵族的文化意识,虽然莎氏超越了这一意识,就像他超越了其他一切。
莎士比亚和但丁是经典的中心,因为他们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造的才情上都
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者。这三样禀赋会合成一种本体性激情,即一种欣喜的能力,或如布莱
克关于地狱的警句所指出的:“充满活力即为美。”社会能量存在于每一时代,但不能写出戏
剧诗歌及叙事文。原创的力量出自个人的天赋,存在于一切时代但显然会受到特定环境的巨
大激励,亦即我们仍然只能片断地研究的民族浪潮,因为伟大时代的统一性基本上是一种幻
觉。那么,莎士比亚是偶然的吗?文学想象和体现这种想象的文学塑造是否如演奏莫扎特一
样飘忽无形?莎士比亚不属少数天生就有诗才的人,这类自然天成的诗人包括马洛、布莱克、
兰波和克莱恩。这些人甚至似乎无需发展:《帖木儿》(上)、《小诗集》、《启明》、《白色楼群》
都已属上乘之作。从写作《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早期历史剧及笑剧的莎士比亚身上,我
们几乎看不到那位写出《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的作者。当我同时
阅读《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时,我有时会难以相信是前一部浪漫
抒情剧的作者创作了后一部气势宏大的戏剧。
莎士比亚何时成名的?哪些剧作从一开始就是经典?1592 年二十八岁的莎士比亚就已
写了三部《亨利六世》和后续的《理查三世》以及《错中错》,以后不到一年又写了《泰特
斯·安德罗尼克斯》、《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等剧。令人惊叹的《爱的徒劳》约写于1594
年,是第一部完全成功之作。1593 年5 月30 日,比莎氏年长半岁的马洛遇害于一家酒店,
时年二十九岁。如果那时莎士比亚也死去,他与马洛就难以相提并论了。《马耳他的犹太人》、
两部《帖木儿》、《爱德华二世》甚至片断的《浮士德博士》等都远比莎氏《爱的徒劳》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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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的作品更有成就。马洛死后五年,莎士比亚终以一系列大作超过了他的前辈和竞争者:《仲
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和两部《亨利四世》。鲍通、夏洛克和福斯塔夫等在《约翰王》
中的福尔孔布里奇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墨柯修之外增加了新型舞台形象。这些已略微
超出了马洛的才情和兴趣,尽管形式主义者对之不悦。这五部剧本另辟蹊径,成为 A. D. 努
托尔很恰当地说的“一种新摹仿”。
在莎士比亚创作福斯塔夫之后过了十三四年,我们又看到了他写出的一系列杰出戏剧形
象:罗瑟琳、哈姆莱特、奥赛罗、伊阿古、李尔、爱德蒙、麦克白、克莉奥佩特拉、安东尼、
科里奥兰、泰门、伊莫根、普洛斯佩罗、卡力班及许多人物。至1598 年,莎士比亚名声已
经确立,福斯塔夫也成了确立其名声的天使。没有一个作家在语言的丰富性上能够与莎氏相
比,《爱的徒劳》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丰富性,并使我们觉得此剧一劳永逸地触及了许多语言
的极限。不过莎氏最高的原创性体现在人物表现上:鲍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成功;夏洛克对
任何人都是一个永远难以捉摸的形象;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却充满了创新和感人力量,莎士
比亚在他身上改变了创造文学人物的全部意义。
福斯塔夫使莎士比亚背负了唯一真正的文学欠债,当然他有所负欠的既不是马洛也不是
中世纪道德剧的“恶行”,更不是古代喜剧中好吹嘘的士兵模式,而是莎氏最真实也最有内在
关联的先辈《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乔叟的模式。福斯塔夫与同样无耻的巴思妇人阿丽丝
有着微妙而生动的联系,后者比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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