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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生活看全球化和公民群体认 同 ?.公共生活和群体认同 如果我们把群体认同当作一种人际联系形 式，而不只是个人心理感情，那么我们看全 球化对当今中国群体认同的影响，便主要是 看全球化对中国当今公共生活的影响。 正如 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公共生活的特 征是，“在那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个 人能见能闻的。”〔注1〕在公共生活中， 除非别人可以从我的言行中看到我认同什 么，看重什么，要求什么，追求什么理想和价 值，我的言行并没有可以与人分享的意义。 我对群体的认同或不认同都是由我在公共 生活中的言行所显示出来的。 阿伦特把公共 生活比喻为一个打满灯光的舞台。公共生活 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可见的领域，而 且是一个焦点关注的领域，发生在那里的事 情都会被“昭显在亮处”，成为公共关心的 问题。〔注2〕个人对群体的认同之所以重要, 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 全因为它是发生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之上。 从 全球化对中国公共生活的影响来讨论社会 群体认同，就需要避免仅仅从影响源（全球 化中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麦当劳文化、文 化遗产和旅游工业、西方化或现代化意识形 态、世界人权、全球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等 等）来看这一群体认同所受到的刺激或限制。 全球化会如何影响一个群体中成员对它认 同不是一件简单的从外因到内果的事情 ，因 为这种认同（或者缺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这个群体公共生活本身的认同资源、 凝聚力和制度结构。 全球化把原本局限于一个群体内的公共生 活舞台放大了。群体本身往往成为这个舞台 上的行为主体，台下作为见证人的观众也变 得非常多元，不再是清一式同一族类的人们。 这时候我与之认同的是那个放在世界舞台 上，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的群体,而不是那 个处于封闭自大状态中的群体。 一个人看待 展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我类群体，自然会与平 时不同。他甚至会发现，许多原本关起门来 叫好的东西，原来放不上世界舞台，硬放上 去，他不但不觉得体面骄傲，反而觉得丢脸 羞耻。这时候，直接影响他群体认同的就不 只是全球化，而且更是他自己群体的认同资 源。他必须问自己，“在我的群体中，有哪些 是可以认同的？有哪些是值得认同 的? 2004年8月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的世 界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上，作为下一届奥 运会主办国的中国有一个 8分钟的表演，由 张艺谋导演。演出以后许多中文网站立刻发 出一片责骂之声。人们斥责张艺谋“尽力搜 寻、汇集与铺陈中国文化符号，演员老中青 幼四结合，玩灯笼外，玩太极，玩高跷，玩 琴玩拳又’玩票。……张氏中国秀色字当 头，完全是中国文化符号杂乱无章的堆砌。 把中国特色的杂货铺开到了雅典。”〔注3〕 张艺谋的失败在于他没能给许多中国人提 供他们认为可以认同和值得认同的文化符 号。他们沮丧愤怒，那是因为张艺谋提供的 认同资源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认同需要。 英 国哲学家本森(Jeremy Bentham, 1748-1832) 曾说过，名义上的“资格”不等于法律保障 的权利，这就如同“饥饿不等于面包”。〔注 4〕同样，心理上的认同要求并不等于公共生 活中认同事实。群体认同是一种有条件的公 共行为，这个条件就是公共生活必须能为认 同提供它所需要的实际资源，也就是那些具 有日常生活意义的，可以认同并值得认同的 东西。如果红灯笼、高跷、京剧面谱、茉莉 花小调不是具有这种意义的认同对象，那么 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认同对象呢 ？张艺谋的 失败，是因为他找错了认同对象？还是因为 这种对象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十分稀缺的 资源？或者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公共生活还没 有一个有利于形成这种资源的社会、政治机 制？这些恐怕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公共生活中，群体认同的对象具有多样 性和具体性，人们对具体对象的认同也不是 要么认同，要么不认同，而是有程度的差别。 雷诺兹(John Reynolds)曾标示出人们对不 同“政治象征”有不同程度认同的“检测 指数”（如“热烈”，“冷淡”）。不同的政 治象征包括“当今政府”、“宪法”、“民 族国家”、“国旗”。他的研究结果显示 , 同一个人，对不同的政治象征的认同程度都 不是相同的。例如，他认同“宪法”要比认 同“国家”热烈；或者，他认同“国旗”不 如认同“国家”那么热烈，而对认同“当今 政府”则相当冷淡。〔注5〕雷诺兹的这一分 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化象征”。我们可以 区分出许多传统的文化象征来，如文学、艺 术、音乐、舞蹈、风俗、服饰、礼节、历史 人物或事件、社会政治价值观和制度，等等。 不难想象，每个认同中国的人对这些因素的 认同程度并不相同。又例如，我们还可以区 分出许多与“中国”有关的象征，如版图疆 域、社会政治制度、政府、某某主义、长城、 国旗、汉语、儒家文化，等等。同样，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