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docxVIP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 的回归* ① 参见拙 着：〈〈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三章，“由 亲绿组纲、地缘组纲向业缘组纲的演变，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 必然结果。但是，这三种组织之间并非是依 次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时间上的交叉 并存，也有组织上的相互重叠，由于浓厚的 血缘和地绿色彩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 点，因此几乎所有的商人业缘组织，乃至近 世晚期的跨行业组织一一商会， 都不同程度 地打上了亲缘和地缘的烙印，”商务印书馆 2003年出版。205个汪氏族人中.对所迁源 头不明者约占三分之一。但他们基本上都认 同根在徽州。2.敬州各邑的职业分布及徽 人的迁徒由上表可知，旅杭汪氏以歙县、休 宁人数最多，夥县、婺源居次，绩溪、祁门 则居末。歙、休两邑向以盐业和典当两业为 主.在杭州的势力最大。可见，杭州汪氏移 民的来源，是与其本土各邑的交通、传统职 业相关的。例如盐业。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 都运盐使司治所，管辖17府1州包括浙江 全省和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 和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食盐的行销。盐商 也是汪氏在杭州的主业之一。〈〈宗人录》中， 有9人在登录时说明其先人是因经营盐业而 移居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 91世汪 维瀛一「I 6人，其先“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 杭”。上溯10世，汪洪兴当是明清之际迁 入杭州的.在政界服务的汪宸祖孙 2人，其 祖上“原籍安徽休宁县，至 82世，休宁82 祖志可公业盐浙杭，83祖衣菩公遂占籍”。 衣善公大约是在清初人籍杭州的. 在杭州经 营丝绸业的汪琛，其安徽休宁 85世祖友 圣公因经营盐业占籍仁和，即今杭州”。汪 友圣当是在乾隆年间迁杭州的。 上表还可帮 助我们了解徽州各邑移民的方向。我们曾指 出明清时期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当商，婺 源多木、茶商，祁门则瓷、茶、木商居多。 造成各邑均有主干商业的原因，除地理、物 产诸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由宗族联姻所织成 的血缘网络，覆盖面往往仅及一邑，所以同 为徽商.各邑主干商业却不相同①。它在客 观上有利于各徽商集团互不干扰地发展势 力，建立垄断。同时，各血缘网络又互相交 叉，这表现为各邑在主干商业外， 百业俱存、 无货不居。民国时期这一格局大体保持。〈〈宗 人录》披露同一家庭往往从事同一行业。如 从事瓷器业的是训霖，训辉、训藻、训泽四 兄弟，从事布业的是家洪、家辉，家禄三兄 弟。徽商经营的行业也与移居地的社会经济 特点相关，杭州是丝绸、布匹的产地，因而 商人也会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调整. 由汪氏的 职业来看，他们中已有一部分从事新式银行 业，但大部分仍是以传统商业为主。移民从 徽州到杭州的迁徙过程是复杂的，以寄籍杭 州的82人而言，其中经一次迁徙就直接寄 籍杭州者67人次，经过两次迁徙寄籍杭州 者13人次，如汪子春，经营古玩业，其祖 上“ 89世祖由安徽歙县迁居浙江山阴， 91 世祖转迁抗县”。经过三次迁徙寄籍杭州者 2人次，如汪赞乾，“由安徽婺源迁至湖北， 又由湖北迁至河南固始县，现居杭州”。移 民从徽州迁往杭州的时间， 也以寄籍杭州者 为例.他们分别为万历时4人，明末清初20 人，康熙时4人,乾隆时5人，嘉庆时1人， 咸丰时7人，同治时9人，光绪时13人， 民国时期9人，不明日期有8人。可见，万 历年间是徽州人入籍杭州成风之初， 明清之 际则是一个局潮。此后，一直保持这个移民 的势头，直至民国时期。3.旅杭汪氏的世 次与血缘认同在〈〈宗人录》中，世次被列为 第一要素。是否能清晰地列出本人的世次， 这是血族认同的重要指标。 在旅外族人与徽 州本土联系的三个层次（即籍贯乡里、寄籍 杭州与寄籍异地者）中，有19个族人没有填 写“收姓后世次”。其中第一个层次 6人， 他们是上海新闻报馆的汪伯奇、汪仲韦，都 是世居婺源北乡的；上海启新洋灰公司的汪 金云、郑州浙江兴业银行的汪忠漾，都是籍 贯歙县；在杭州经营典业的汪迪封和绸业的 汪椿生都是籍贯休宁的。 他们虽籍贯乡里但 与家乡的宗族生活已是十分疏离了。 第二个 层次有2人，尚能确认自己是徽州人，他们 是从政的汪毅，“祖由安徽歙县迁江苏镇 江”，公务员汪茂才“祖自徽州迁无锡再迁 临海，明末清初转迁黄岩”。第三个层次有 12人，他们甚至不能确认自己的祖居地为徽 州，如在上海行医的汪尊美。居住在上海法 租界，籍贯为“曾祖淳川公由安徽巢县迁居 上海，至锡鲁公人籍贯中拔贡及举人”。又 如，致仕家居的汪世杰，侨寓汉口，其籍贯 为：“明季益衡公由湖北麻城迁四川井研， 到九世人籍”。又如律师汪承宽父子的籍贯 就填为“江苏青浦”。上海地方法院推事汪 润，其“先世由安徽青阳县迁居河南固始县 东关”。所以，世次不明者的差别就在于： 属于第一、二层次的，都认同自己是徽州人， 而第三个层次者，不仅人数最多。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