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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依法治理与维护法律权威 依法治理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 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各级党委、 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 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执法必公。但是，当前依法治理 工作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一 些地方仍然较为严重。本文以为，要突破当 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困境， 必须在维护法 律权威上下功夫。 树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 依法治理，法律处在具决定意义的中心 地位。要促进全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 念，就必须对影响法治观念形成的相关因素 进行积极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养人们 的守法意识。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 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 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 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 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 它不过是通过灌输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 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 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 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 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 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 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 [1]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同的见解， 他说：“以法治国，就是要求包括统治者在 内的所有人都绝对地服从法律权威”。 他认 为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 而且更要做到 人人自觉守法。可见，普遍的守法观念不仅 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依法治理 的起码要求。其二，正确的法律教育至关重 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过教 育和灌输形成的。但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 远远不够的，关键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教育树 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这种守法的精神 才能真正确立。因为，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 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权利是法的内核，没 有对权利的要求，就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和 渴望。权利意识的增强可以导致法治观念的 生长，反之，法治观念的增长，也必将推动 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因此，普法工作的关 键不能囿于让人们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 养人们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并用这种观念 规范和制约各级党委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 促其依法办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对培养 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则，再大的 普法投入也将徒劳。在我国，为了让人们知 法懂法，先后进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 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启动，但为什么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普法后， 违法行政的现象 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进依法 治理工作，并非对现有法律的简单宣传，而 应是对人们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种塑 造过程。换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们守法观 念的形成和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普法的应 有之义。其三，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要真 正深入人心，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法律成为 人们的期待。这就必须使法律真正成为规范 人们权利义务的有力工具。 即当人们的权利 受到损害时，法律能够及时进行补救。因为 这种补救功能的实现， 必须以严格依法办事、 公正执法为前提。公民对法律的信赖一方面 决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够反映和实现公民 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决定于国家、政府 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只有国家和政府对 法律本身的尊重、服从与遵守，才能导致公 民对法律的信仰，否则将会摧毁公民对法律 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府守法程度直接关系法律至上观念的成 败。因为完全缺乏对法律的经验，人们尚可 以相信法律的价值及其作用，保留对法律的 企盼；若是一种恶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 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关于法律的信 念，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维 护人们的合法权利，那么，人们对法律的信 念和期待就会消失。因此，要培养法律至上 的观念，最关键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 要严格依法办事。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 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试想，在 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 们的权利予以有力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 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川岛武宜认为， “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 维 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 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 的。”只有法律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崇， 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 这种守法意识不仅 是针对民众的，更是针对作为执法主体的广 大行政执法部门，尤其是领导者。只有这样， 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才会形成，并反过来促 进依法治理工作向深入发展。 对法律运作质量进行有效监督 在我国，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目前已 建立了 一整套法律监督机制。从国家监督机 关来看，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行政 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 监督；从社会监督来看，有中国共产党的监 督，有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