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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唐史研究 1956年，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 分 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 至今已是四十余年了。 入大学前，我是一名老师。原因是1948 年在长沙读完局中，暑期参加了局考。当收 到北平二所高校录取通知时，我正患疟疾未 能入学。愈后便在家乡教小学，随后转教初 中。1952年，上级通知调我去益阳市教高中。 自己高中毕业去教高中，我无此胆量。领导 便决定调我升大学，由此得以顺利地进入武 汉大学学习。 建国初期，大学里同样政治运动多，四 年内有一年半基本没有上课。 外语系以外诸 系学生按规定一律学俄语，我因中学生时英 语稍有基础，申请参加外语系学英语，经特 批允许。但不及二周，同班不少同学不想学 俄语，议论多，说班干部不应有例外。于是 我也只好改为随班学俄语，往后实践表明， 这一步我是完全走错了。 大学一年级。唐长孺先生教中国古代史 基础课，所讲内容较深，说话方言又重，教 学不很吸引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吴于 厘先生主讲世界上古史，口才好，逻辑思维 强，教学很受欢迎。1955年，唐先生的专着 出版，我通过学习，从中获益多，印象大为 改观。 建国初期教材缺乏，同学中广为流传的 口头禅“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背笔记, 考试默笔记”，我不习惯此道。姚薇元先生 教隋唐史，上课逾二月，我仅记了几行字， 姚先生大怒，批评我身为班干部，太不像话, 罚我站了一课时。还是这位姚先生，后来又 教我班中国近代史，我仍是积习难改，他对 我却比较满意，曾动员我毕业后跟他学习近 代史。 因为没有教科书，教师大多忙于编写讲 义，印发给学生。同学常有讨论课，记得有 一次世界现代史讨论课， 我谈了在图书馆看 书的心得，尖锐批评任课教师所编讲义错讹 多，张冠李戴。矛盾百出，弄得那位老师十 分难堪。事情已过多年，至今回忆，很对不 起那位在当时热衷改进教学现已亡故的授 课老师 建国初期，武大开出的课很少，更没有 选修课，除政治课是全校性地开大课讲授， 人数众多而外，各系专业课分班讲授。听众 很少。课后，同学们多忙于整理课堂所记笔 记。我没有这么做，有空便去阅览室看书， 东翻西看，并无明显目的性。有一天，突然 萌生偷听外系课的念头， 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一俟本班没有课，我便潜去外系偷听，它既 不是合法安排，自然无法保证听课内容前后 连贯。我曾偷听过陈修斋先生讲西方哲学史， 邓启东先生讲经济地理，黄焯先生讲古代汉 语，有一次，课堂上被黄焯先生发现，把我 撵出来了。 大学生时，我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参加 不少社会工作。学习历史极少读过原始资料， 全班三十三名同学，我的考试成绩通常是中 上等水平。完全可以说，历史研究尚未入门。 1956年9月，分配我到中科院历史一所 工作，实是喜出望外。其时，向科学进军口 号响彻云霄，人心思院成为时尚。历史一所 是分管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史， 由郭沫若 院长兼所长，实际工作由副所长尹达抓。此 外，还有分管隋唐至明清的历史二所和分管 近现代的历史三所。我至京报到时，正值尹 达先生在外地休养。张政熄先生接待了我们， 他要求新来的人一律要通读刚刚新出版的 点校本〈〈资治通鉴》。后来，我是照办了。 10月初，尹达先生回京，我以古代汉语 基础太差为理由，请求调往历史三所学习中 国近代史。他幽默地表示，同意请求，就在 本所学习近代史秦汉一段，还说，如果将来 想学现代史，那就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同年 11月，再找我谈，让我回武汉跟唐长孺先生 学习。他说，唐先生主要研究魏晋隋唐史， 对秦汉史也很熟，你想学近代史，去那里学 吧!于是，我回到武汉，开始了对秦汉史籍 的阅读。那时，诸史尚无点校本，初读线装 书困难极多，硬着头皮慢慢啃。唐先生当时 兼任历史一、二所研究员。1957年4月，他 带我来京，他常去科学院图书馆看敦煌胶卷， 令我随往抄录。有时我们也参加研究所内的 “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会议。 9月中旬，我们自京返校，全身卷入了声势 浩大的政治运动，已无空隙看书了。 1958年2月，武大通知我随大学生去湖 北红安参加鄂豫皖苏区党史调查。当年大旱, 白天忙于抗旱，晚上作走访调查。直至 9月 底返校。立即投身大炼钢铁运动。同年 11 月，历史所调我回京。在武汉二年，很少有 机会接触唐先生，心中只有无奈的失落感。 1959年初，我被借调去中国历史博物馆 参加筹建工作一年，分工搞秦汉、魏晋时的 文物陈列。为适应工作需要，努力阅读了建 国十年来有关本段的文物考古文章，增长了 不少相关的知识。 1960年初，下放山东曲阜农村劳动一年， 在那艰难岁月，当年麦收前的几个月内，我 们每天以白薯枯藤及树叶等充饥，还要参加 大田劳动，全身迅速浮肿，健康大坏。这一 年的唯一收获是通过劳动， 使江南出生的我 知道了不少北方旱作的知识。 五六十年代之交，在厚今薄古政治气氛 下，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