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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环境公共利益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现代化 进程的逐步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的 建设、大量的市政公用设施项目的建设、频 繁的以招商引资为目的的开发性项目建设 等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与之相应地， 建设开发用地的需求正呈逐年上升趋势， 为 满足现实所需，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利 的征收已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常 态。然而，在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 公平的情形下，与经济繁荣相伴而生的一类 严重的社会失范现象 大规模的从农村 到城市的“新圈地运动” 愈发凸现出 来，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纠纷乃至冲 突流血事件，诸如江苏“铁本事件”、广州 小谷围别墅的“大学城”征地纠纷事件、 重 庆歌乐山下“最牛钉子户”事件、 南京被征 收人“自焚”事件……。 这些案例的背后都 共同隐藏一个问题：“公共利益”泛滥成灾， 大量的项目建设开发搭乘公共利益的“便 车”，征收成为一种频繁而泛化的社会现象。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如何判定征收 之公共利益的存在呢？又如何更好地完善 公共利益制度呢？可见实然的公共利益制 度存在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 本文将对“公 共利益”的界定进行探讨并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解决路径。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对“公共利益”的不同观点 公共利益是法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学 科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之一， 其内涵十分 丰富。仅从字面意义而言，公共利益是一个 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牛津高级英汉 双解词典》中，公共利益是指“公众的，与 公众有关的或成为公众的、共同的利益”。 从古至今，人们都没有停止过对“公共 利益”的探索。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认为， 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 公共利益只是 个人利益的综合;另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 一种正义的价值标准，凡是符合正义价值标 准的便符合公共利益， 而违反这些标准和规 范的东西便违反公共利益；博登海默认为公 共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定范围内不特 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个人在行使自身权利 时不可超越一定的界限，否则便会损害社会 大众的利益。换言之，个人不得对自己的权 利进行滥用，这也是“个人本位”在逐渐被 “社会本位”所替代的表现。博登海默是从 反面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当我们从正面不 能解决一个问题时，可以反其道而行。这种 思维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以 上这些观点都没有明确道出公共利益的内 涵，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 其实, 公共利益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随着社会价 值观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也正是我们无法得 出其精确统一的内涵的原因。 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 通过对历史发展的考察，会明显发现从 古代到近代再至现代，从征收制度到征收理 论，几乎找寻不到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 公共利益的这一特性直接导致了它在立法 界定上的困难。从现代各国相关的立法例来 看，有关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大致有三种： 一是概括式，即仅在立法中概括规定征收必 须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 采取这种立法模式 的典型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从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来看，也应该属于 概括式，因为我国的法律也只是规定了征收 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二是列举式，即详细 列举了公共利益的种类，对公共利益划定了 一定的范围。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但其不能穷尽公共利益的所有外延因而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典型诸如德国、日本等国 采取这种立法模式。三是概括列举式，它既 对公共利益作出概括性规定， 又列举了公共 利益的范围，我国台湾地区便是采取这种模 式的典型。这种模式看起来比较全面，但仍 然没有规定公共利益的内涵。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采取哪种立法模式，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 立法均无一例外地放弃了对公共利益内涵 的明确界定。 二、应然公共利益制度的探究 如上所述，各国对公共利益都没有做出 直接的界定，但我们可以间接地去衡量公共 利益，制定一些公共利益的衡量标准。如果 某一利益满足这些标准，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公共利益，反之，则不 为公共利益。这犹如博登海默从反面对公共 利益进行界定的思维方式。这些标准与一些 抽象的概念相比具有更便利的应用性， 因此 在解决具体案件时也将会大大提高司法效 率。 公共利益审查主体的确认 对于公共利益的审查应当有专门的审 查主体，但是应当由哪一个机构或机关来充 当审查的主体则直接关系到对公共利益的 审查是否中立、公正的问题。笔者认为，应 当由法院作为公共利益的审查主体。 原因如 下：第一，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具有特定的独 立性和中立性，有利于审查中的公正；第二, 公共利益的征收决策是由行政机关做出的， 如果不由法院认定而由行政机关进行审查， 即使审查机关与做出决策的机关不是同一 个行政单位，但由于行政利益的一致性，会 直接影响到审查的中立性。 这无异于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