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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立法难点 一、立法时机的抉择 社会保险立法时机的抉择有三方面的 因素需要考虑：其一是否有急切的立法需求？ 其二是否具备了满足立法需求的条件？其 三在何种程度上满足立法需求？ 社会保险立法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 项更具调整未来社会关系的立法， 或者说是 一项更多涉及人们未来需要的立法。 论文百事通这可以从社会保险的五项 内容中得到证明：养老保险对全体社会成员 具有必然性但对全体社会成员并不都具有 现实性，且人们千百年来更习惯于“养儿防 老，积谷防饥”。老年的事由自我掌控并自 行解决，而不是依凭于法律转移至社会；工 伤保险与疾病保险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 现实性却对全体社会专员并不具有必然性， 尤其不具有现实必然性；生育保险与全体社 会成员相关但只与部分社会成员直接联系， 且由于长期以来把生儿育女看成是个人与 家庭份内的事，社会成员一般不从社会保险 层面加以认识；失业在社会成员身上发生的 可能与频率呈上升趋势，但对于全体社会成 员来说仍然只是或然的和未来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社会保险立法受到社 会成员先天性关注欠缺的影响。一方面，社 会成员在人生旅途中的“短视”使之不易 为未来做出充足的准备，尤其是这种准备本 身只存在于法律上时。同时，现实生活的紧 张与压抑也会迫使社会成员倾力对付日常 生活的“开门七件事”， 无暇甚至无力“深 谋远虑”。这从管仲的“仓I!实则知礼 节”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都能得 到印证。［2］事实上，也只有当人们“今朝 有酒今朝醉”后，才有可能“明日有事今日 忧”。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 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 等。［3］虽然法在其本来意义上都是面向 未来，但社会保险立法最为突出。这大概是 由其母体“保险”本身所决定。 因为任何保 险都是对危险的一种管理方式，而危险对全 体社会成员具有现实性却不具有必然性， 对 部分社会成员具有必然性却并不具有规定 性。因而当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选择保险作 为自己未来保障时，实际投保的永远都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 社会保险立法作为面向未来立法的难 度还因为它是用今天的钱为明天“埋单” 的立法，且该项“埋单”并不是每一个支付 者都能“回收”的，“ Nopaynogain”在这 项制度中有可能演化为“ paybutnogain。这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项立法上人们的 “冲动”。要让人们为未来的、或然的需求 产生立法冲动，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 是人们有了 “闲钱”，即人们在满足现实生 活的必然性需求后，有剩余能力为未来的可 能性需求存储。这是一种客观条件。二是不 仅人们有剩余能力为未来的可能性需求存 储，而且人们还愿意为未来的可能性需求存 储。否则，即便有了 “闲钱”，人们依然可 以“明日有事明日忧”。 这是一种主观条件。 第三项条件更为“苛刻”，或者说更加具有 道德意义上的挑战性，即由有“闲钱”者为 没有“闲钱”的人的现实需求“埋单”， 或 者将有“闲钱”的人为未来的支付用于无 闲钱者未来的需求。这一条件比之前二者要 求更高，因为这里的为他人“埋单”不再只 是一种道德号召，也不再仅限于为他人“埋 单”者的个人情操或者宗教信仰，而是一项 法定义务，一项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责任。 这一义务和责任的理论基石是社会公平与 社会共存。尤其是后者，它向全体社会成员， 尤其是社会生活中的幸运儿宣示： 全体社会 成员的稳定生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稳定生 活的前提；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关注自 己生存的人的环境，关心与自己共同生存的 其他社会成员，这比关注与关心自然环境中 空气或者水的质量更为重要。“关心他人就 是关心你自己”这句话不仅具有诗的美感， 还在于它是真理。 当我们从社会保险的特点来理解社会 保险立法的意义后，进而需要了解的是社会 是否具备了相应的立法条件。 了解社会保险 法面世的历史有助于判断我国社会保险立 法的现实需求。社会保险法发端于 19世纪 的工业化鼻祖英国，形成于 19世纪末的德 意志帝国。直接原因是18-19世纪的工业革 命摧毁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 劳 动者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降低。工业生产中 工作风险的增加、社会成员间关系的疏远、 人口流动的加剧，普通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 及教育、医疗、赡养等风险仅有的家庭保障 和慈善机构已力不从心， 社会矛盾的激化使 国家干预成为必然，劳动者的困境必须由国 家立法予以解决并提供保障。正如 1770年 萨缪尔？约翰逊所言：“给穷人体面的供给 乃是对文明的真正考验。” [4] 社会保险法的历史启示在于： 社会保障 是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它是社会成员生存、 生活和保持人格尊严必不可少的。正如德国 学者霍尔斯特？杰格尔所言：“在每个人的 一生中都会出现困境，例如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