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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颖古典文学论集 /SHANGJIANFANG123 PAGE 640 /SHANGJIANFANG123 《水经注》在中国游记文学上的价值和影响 一 《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字善长，郦范之子，他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公元477~499之间）至孝明帝孝昌三年（527）这段时间，做过尚书主客郎、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郡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关右大使等。他的生年，现在还不能最后确定。卒年是527年（孝昌三年）。 关于郦道元的为人，《魏书》本传和《北史》本传一再说到他“秉法清勤”、“为政严酷”、“威猛为治”，甚至在冀州时，“蛮民诣阙讼其刻峻”，以致“坐免官”甚久。①《北史》本传还记载了这样的事： ……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严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常匿悦弟，时还其家。道元密访知，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按：《魏书》本传说是“悦等”）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按：《萧宝夤传》作“恢”）围道元于阴盘驿亭……道元与其弟道（有阙文）二子俱被害。道元嗔目叱贼厉声而死。② 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个刚正严峻、不怕权贵、头脑清醒的富于法治精神的人物。但《魏书》把他列入《酷吏传》，这是诬蔑，连封建时代的历史家和学者也不同意这样做（例如《北史》就把他从《酷吏传》中拉出来，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北史》这样做是对的）。照我们的角度来看，《魏书》这样做，正反映道元的法治精神和当时统治者的观点是不能相容的。 道元的写《水经注》，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即是说，要写成一部地理著作——更准确说是历史地理著作。他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在《水经注》自序中说过他的做法：“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辑而缀之。……其所不知，盖阙如也。”③这就是说，如果不是“访渎搜渠”，而有所“知”，他是不随便写上去的。自然，《水经注》还有一些他还没有亲身“访”“搜”过的地方也写上去，以致有些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占大部分。而且，《水经注》记述到河流支流共有一千两百多，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也决不是一个人一生的业余时间所能“访”“搜”遍的；他达到的成绩，实际上是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地理科学水平的。 作为一部地理书，《水经注》的价值是远远地超过《水经》的。它虽然是“注”，但实际上是一部博雅详赡的独立的著作。它记述到的河流比《水经》多了近十倍，全书卷数多了十多倍。《水经》卷一“河水”条只有五十多字，而《水经注》此条却有近万字。同时，它不仅记述了许多作者亲身见过的祖国壮丽河山，还引证很多歌谣、传说、神话、辞赋，引证很多关于地理、历史的古籍，有些他引用的古籍现已亡佚。因此，《水经注》的价值绝不仅是作为地理著作的“备陈舆徒之说”，而且是我们治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时的重要参考材料。 但以上这些。本文不打算详谈；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水经注》在中国游记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上，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和影响。 二 如前所述，《水经注》是一部地理书；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那么，它里面有不少部分可以说是极其优美、极其出色的游记文学；因为，这些都具备着中国游记文学的基本特点。这里，我们试通过《水经注》第三十四卷中三峡一带的几个例子，对这些基本特点来作一些表述。 第一，《水经注》在记述祖国河山的时候，是以广博、精确的关于历史、地理和古迹的考证做基础的；因此，它具备了相当高度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性、真实性。这一点，固然是地理著作所要求的，但也是游记文学所要求的。没有具备科学性、真实性的游记文学，不但没有知识上的意义，同时也没有艺术上的意义。而且，道元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的目的在于把祖国壮丽的河山的真面目及其演变介绍给读者。 ……江水又东径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郭仲产云，按地理志，巫山在县西南，而今县东有巫山，将郡县居治无恒故也。江水历峡，东径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故谓之新崩滩。其颓岩所余，比之诸岭，尚为竦桀。其下十余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偕岭衡疑。其翼附群山，并概青云，更就霄汉辨其优劣耳。神孟涂所处。山海经曰，夏后启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江水又东径石门滩。滩北岸有山。山上合下开，洞达东西，缘江步路所由。刘备为陆逊所破，走径此门，追者甚急。备乃烧铠断道。孙桓为逊前驱，奋不顾命，斩上夔道，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