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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颖古典文学论集 /SHANGJIANFANG123 PAGE 338 /SHANGJIANFANG123 关于《红楼梦》的启蒙主义精神 明末至有清一代，两三个世纪中，中国社会经济曾出现一些初级形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一直未出现过可与欧洲相比的启蒙运动。不过，具有某些启蒙主义因素的思想家是有的，如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即是；具有启蒙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也是有的，那就是《红楼梦》。 《红楼梦》不但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的出现，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在精神上属于中国式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现象。 随着《红楼梦》的问世，以脂评为起点的红学，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在红学发展过程中，把《红楼梦》当作具有启蒙主义精神的文化现象来阐述的，至今还不多见。笔者新近曾写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①，谈的就是它的作为启蒙主义文化现象中的一个方面的内容；这里，准备再以总的启蒙主义精神为侧重点，从几个有关方面来作点粗浅的阐述。 一 中国的真正的启蒙运动，是本世纪初年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爱国反帝政治运动方面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就是确确实实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两大旗帜的启蒙运动。 红学的突破性的飞跃前进，也是在“五四”时代。在“五四”之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发表），第一次提出了《红楼梦》是“人生”的“悲剧”的观念；不管王氏此文有多少未妥处，但它在那时出现，其精神是通向十多年后的“五四”启蒙运动的②，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惜，在当时闭塞的中国学艺界，王氏关于《红楼梦》的“人生”的“悲剧”的观念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得到阐释和传播，故影响并不大。只有到了“五四”的新文学革命，“人的文学”成为当时的理论口号之一，“为人生而艺术”也成为最重要的创作口号，王氏的“人生”的“悲剧”的观念，才和“五四”的启蒙主义精神真正沟通起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所以“新”，不仅在于高举“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并“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大原”（陈独秀语），因而“人”的解放（包括人性解放——个性解放、“人的文学”等），也就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最根本、最艰巨的任务。胡适、俞平伯的以曹氏家世的科学考证为基础、以“自叙传”说为核心③的红学研究，其最大历史功绩，除了用科学考证把红学从索隐派的呓语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之外，主要是在于通过“自叙传”说这一中介，为使红学研究能归入“人”的解放的思路提供了可能性。而当时在胡、俞见解基础上总结提高的鲁迅，就明确地把红学研究引上“人”的解放即人性解放、人道主义思路的大道。 鲁迅的主要红学见解，是在“五四”后不久的几年中形成的，具见1923~1925年初分两册和合一册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及此书前身的几种中国小说史讲稿④，而以1927年的专文《〈绛洞花主〉小引》为高峰。这以后，由于当时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五四”的政治运动方面因历史的需要而大为发扬；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大潮中，中国人民已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五四”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如鲁迅等人，也不得不服从这个大势，投身这个政治运动大潮。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解放问题，人性解放——个性解放和心灵启蒙问题，就只能被挤压在一边。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中期的“批胡”、“批俞”运动，那挥舞着的“阶级论”的大棒，更堵住了红学向“人”的解放的思路继续发展下去的通道。当时，虽有一些同志（如何其芳、蒋和森等同志）试图拾起“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些火星，让红学和“人”的解放的思路挂上钩，使僵化的局面有所扭转，但不多久，就被用上“修正主义”“人性论”之类的罪名打下去。写过《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的著名文章的吴组缃同志，也是侧重人学思路的，且未受太多的打击；但他的红学思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宏扬，实际上也是被搁在一边。因此，解放以来，一直就是从“批胡”、“批俞”运动到“文革”的“评红热”所形成的教条主义的“阶级论”的“理论定势”控制着红学领域；而《红楼梦》的启蒙主义“人学”实质，也一直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肯定和解放思想的方针的提出，使人们从造神运动的噩梦中醒了过来。一些勇于思考的人的突然发现，在“十年浩劫”中，甚至在前此的一段长时间中，许多人实际上不过是处在“神的奴隶”的精神状态里。马克思说到在基督教国家里，“实际上发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化。唯一发生作用的人，即国王，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物，而且还是被宗教神化了的、和天国与上帝直接联系着的存在物。”（按：加旁点的，原排为黑体字；下引文同。）⑤恩格斯说：“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⑥所以，“神”（人造的“神”与宗教的“神”，实质并无两样）的存在意味着“人”的消亡，“神性”的扩大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