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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文学观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章之 士”，在文学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的 文学思想观点和创作实践， 不仅引领了当时 文坛的新风尚，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着 非常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柳宗元的文学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 条 “文以明道”说 “文以明道”说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 师道书》一文中提出来的。“明道” 一词， 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勰早就提到 过。柳宗元对刘勰“明道”说作了更进一步 的发挥：“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 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熄 熄，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 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 ” “及长，乃知”的意思，一是说明他通过 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实践， 才慢慢地明白了这 个道理；二是说明他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借鉴， 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柳宗兀的“文以明道说，是一种文、道 并重的“二元论”观点。 写文章的目的是为 了 “明道”，“道”借助于文章而更加鲜明， 文章因为“道”而更加显着。 它与北宋时期 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所讲的“文以载道” 观点，把“文”当作“道”的载体，甚至看 作纯粹的舆论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跟南 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讲的“文便 是道”观点，主张“文道一体”，混淆了 “文”与“道”的界限， 有着更加明显的区 别。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不仅在口头上 宣讲“文以明道”，而且将其付诸于实践。 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指出：“唯 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 利安元元为务。”他坚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 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 国家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始终不愿改变自 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的理想， 更为广泛地钻 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 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养。他勇敢地拿起笔来，写下了大量的理论 着作，愤怒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大胆宣传 进步的政治观点；并继续高举散文革新的大 旗，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 赋，从而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华 璀璨的一页。 “辅时及物”说 “辅时及物”说，是柳宗元在〈〈答吴武陵 V非国语＞书》一文中提出来的。“辅 时”一一即有利于、有助于时代；“及 物”一一即跟事物相联系。 所谓的“辅时及 物”，是在“文以明道”的基础上，要更进 一步地贴近现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 与时俱进，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辅时及物”说，在文学实践上具有重要 的意义。因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源泉是生活， 而不应是某种理论概念的教条。如果文章所 表现的只是作为观念的空疏的“道”， 而没 有生活实践为基础，那怎么能创造出真正优 秀的文学作品呢？ 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主张文章要“衔毕 反对“诡奇”、“淫糜”等为争一句之奇而 穷思力索，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 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 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 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 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 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 佩实”，“质文并重”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 柳宗元极力提倡“辅时及物”，他本人也 撰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如：脍炙人口的〈〈捕 蛇者说》，揭露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竟 然比异蛇还要厉害“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 风者得焉。”〈〈驳复仇议》针对徐元庆替父 报仇的案件，从“刑而后旌”和“亲亲相仇” 两个方面，提出“刑”或“旌”必须符合国 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 当旌则旌，但必须刑旌分离，二者不可同用 于一人；同样“亲亲相仇”者也是无视国家 法典、无视客观实际的错误行动，为官者只 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 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 达到为国分忧 为民除害的目的。《敌戒》阐明了 “敌存灭 祸，敌去召过”的道理，指出“敌去而舞” 将会招来更大的祸害，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 危，希望宪宗不要“废备自盈”。事态的发 展果不出柳宗元在文中所料，元和十五年， 唐宪宗就被宦官陈弘志等杀掉。文章反复地 阐述了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转化的道理, 体现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当今社会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褒贬讽谕”说 “褒贬讽谕”说，是柳宗元在〈〈杨评事文 集后序》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煲贬讽谕 说，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文体，他将所有的文 章、作品，笼统地归纳为以“褒贬”为主的 和以“讽谕”为主的两个大类。 柳宗元在这篇序中指出：“文之用，辞 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 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 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 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他认为，文 章的作用，就是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 批评，采用比兴的手法来进行讽刺劝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