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梦里孤舟客.doc

桃源梦里孤舟客 　　靳亚开杨宁 　　摘要：《山河入梦》是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历史的记忆、时代的烙印、人性的明暗、命运的无常以及个体的追寻和迷失在作品中汇聚碰撞，揭开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坎坷处境。作品主人公谭功达在重重迷障下的桃源构想和追寻一步步将其推向了理性的对岸，成为了游离于世俗之外的被排斥、支配和流放的边缘人。运用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权力相关理论解读谭功达的疯癫之路并为其疯癫正名。 　　关键词：谭功达;疯癫;理性;权力 　　疯癫具有一种不被驯化的桀骜和隐秘的吸引力，它曾被奉为神性的降临、艺术的灵感，也被钉于道德的耻辱架上、禁于阴暗的地牢，千疮百孔。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疯癫作为一种文学书写早已获得新的生命，充盈着解冻的血液，叫嚣着它的智慧和力量。其所裹挟于黑暗和恐惧面具之下的知识和魅力得以重见天日。而为长久以来沉默的疯癫者发声、为疯癫正名并照亮其神圣之所在的先驱者非米歇尔·福柯莫属。 　　从谱系学角度出发，福柯抛弃了有关疯癫的传统认知，将规训权力机制以及生存美学纳入其视野范围，在《疯癫与文明》这一充满叛逆性的著作中探究其源起、追溯其命运在历史潮流中的演变。福柯打破了历史的成见，与长久以来在扎根于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观念进行对峙，揭秘了权力、知识和真理的本质以及在这一本质之下疯癫的形成及变化。正如著作名称所表达的，疯癫“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1]是遭受权力的禁闭、道德的驱逐和理性的排斥的产物。“在福柯的疯癫史中，理性既非公平的，亦非正义的，它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立场进行排斥的行为。”[1]进入文学书写的疯癫不再凸显人物病理层次的异常表征，而是着墨于那些有悖世俗观念、有违现世体制的思想行为。“凡是作出任何有悖理性和体统的、过分或错误的有意行为”[2]都被看作是疯癫的表现状态。 　　自从鲁迅开启了疯人的文学想象，疯癫的隐喻逐渐展露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格非的《山河入梦》蕴藏着其深刻的美学追求，也饱含着他作为知识分子所承载的浓厚的家国情怀。它镌刻着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记，是历史和现实碰撞下的花火，是个体和社会搏斗的灰烬，也是自我追寻的一曲哀歌。主人公谭功达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人物。这一人物应时代而生却从未真正被那个时代所接纳。作为梅城县县长，他沉浸于建造一个天下大同的桃源梦境无法自拔。他充满着堂吉诃德式的热情，怀揣着虚无缥缈的梦想，摇摇欲坠地独立于“革命”的风口浪尖，而那些能够审时度势的社会老手清醒而理智地夺取了革命阵地。谭功达的激情使他站在了理性和社会传统的对立面。这是他人生悲剧的起源，但同時也体现了人性在个体抗争中的一点进步。他没有被秩序所驯服，他的“疯癫”在福柯视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无形的精神病院 　　福柯将权力贯穿于他的一切著作中，在他看来，权力运作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指出，“理性同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它们相互寄生，形影不离，理性充斥着权力素质。疯癫正是权力排斥的结果”。[1]根据传统的理性主义及社会权力机制，一部分人为了自身利益，人为地进行排斥和异化行为，将“非理性”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并将之视为异常。在谭功达所处的时代，自己无疑是那个“非理性的异常者”，他身处一个无形的规训权力机构，一个监狱、精神病院，被监视和排斥着。在这个机构中，钱大钧和白庭禹占据着医生、律师及狱警的地位。虽然最初谭功达的职务在二人之上，但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谭功达都是弱者。钱白二人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网络处处制衡着谭功达，他们自己则虎视眈眈地盯着权力制高点。正如高麻子对他说的那样，“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3] 　　福柯把权力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行动模式，指的是相互斗争和竞争的行动模式”。[4]钱白等人在对谭功达的行为中透露着权力这一特质。围绕谭功达的几个政府工作人员暗度陈仓，从最初的鞍前马后到工作中的委婉指正，再到后来的反咬一口，步步为营地架空了他的权力。白庭禹为了拉拢谭功达，千方百计地促成他与自己的侄女白小娴的关系。在一次下乡工作中，谭功达得知夏庄的副乡长正是白庭禹的侄子，自己对这项任命却一无所知，而他从愤怒交加、积郁难排到火气顿消，再到过意不去也只经过了一夜的时间。这期间的百转千回透露着些许无奈和作为县长的软弱。对谭功达的一次次排斥行为并非藏踪蹑迹地进行，一场饭局在大年三十热闹的开始，谭功达的二十年战友、被他视为心腹的钱大钧，看似贴心周到却言行中处处野心昭彰的白庭禹，办公室的杨福妹，信访办的老徐等悉数到场，陪着省领导金玉推杯换盏，而此时，谭功达却独自守着冷锅凉灶，望着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真正成了一个孤独异乡人。 　　在理性和非理性的相遇中，非理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幼稚状态”、一种“未成年地位”，理性和疯癫处于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