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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基本概念系列—— 刘禹锡 形而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文明之一，人学是研究人类文明、思想、道德、社会规范形成 等领域的学科。 本文提供对人学基本概念 “刘禹锡”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刘禹锡 【生卒】：772—842【介绍】： 唐代文学家，思想家。 字梦得，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人。 世以儒学称。 贞元九年(793)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 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亦多才丽。 从淮南节度使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 贞元末(805)与柳宗元等人参预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转屯田员外郎等职，“颇怙威权，中伤端士”。 改革失败后坐贬连州刺史。 在道，再贬朗州司马。 在任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 元和十年(815)，自武陵召还欲用，复以文讥政事再出为播州刺史。 播州偏远，顾其有老母在，改授连州刺史。 去京师又十余年，连任诸郡刺史。 大和二年(828)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累迁礼部郎中等。 晚年与白居易友善，唱和往来，其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年(836)，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不久，授同州刺史等，卒后赠户部尚书。 刘氏诗文尤精，然其为人常为时人所讥，乃作《子刘子传》自辩：“天与所长，不使施兮。 人或加讪，必无疵兮。” 刘禹锡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之论中。 在人学思想方面，他的“天人交相胜”的命题，突出了人对天的作用，突破了片面“法”天的传统观念。 刘氏的人学思想，标志着自韩愈以来天人之论的深入发展。 刘禹锡的着作世称《刘宾客集》，又称《刘梦得集》，有今人卞孝萱校订的《刘禹锡集》。 (1)天与人交相胜 对天与人的定义是，天为有形之大者，人为动物之尤者。 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所能有所不能，所以，天之所能人固然不能。 然而，人之所能，天亦有所不能，人可用自己之所能胜天之所不能，这就是“天与人交相胜”。 刘氏进而对天与人做了比较。 他认为，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因而，“天之能在于阳而阜生，气雄相君，力雄相长；人之能，在于阴而艺树，义制强讦，力分长幼”。 这里，他首先区别了天道和人道。 天道的特点是生植，具体表现是强弱，人道的特点是法制，具体表现是是非，自然的东西是天，社会的东西属人。 也就是说，天之所能是生万物，人之所能是治万物。 天只是执其所能以临乎下，而并不干预人事之治乱；人只是执其所能以仰乎天，而并不干预寒暑之更替。 人一旦意欲自主，则可以有意取胜于天。 因为天无私念，亦无意识，所以“天非务胜乎人”，而人却相反，有目的、有意识，所以“人诚务胜乎天”。 也就是说，人可以有目的地用天之利，立人之纪。 天人各有所长，可以利用各自的长处，交相取胜，胜过对方，但天胜人无意，人胜天则有备。 刘禹锡作《天论》，乃是对他之前的几位思想家关于天人关系说的总结。 韩愈偏于天，李翱偏于人，柳宗元主张天人不相预。 到刘禹锡这里，他认为韩愈的天人之论以及柳宗元作《天说》对韩愈观点的反驳都有些偏激，没有论尽天人之际。 所以，刘氏自己又作《天说》以极其辩，表现了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重视。 刘氏“天人交相胜”的思想，是中国人学史上，比较明确的人定胜天思想的雏形，在中国人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尤其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扬弃了荀子“圣人不求知天”的说法，在理论思维上超过了荀子、王充及柳宗元的水平。 (2)理昧而言天 在区分天人的基础上，刘禹锡提出了“理昧而言天”的命题，用“理明”和“理昧”的概念，揭露了天命论产生的根源。 为了说明这个论点，刘禹锡提出“数”和“势”的范畴，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它的“数”和“势”。 数，指规律，如舟行水上，有沉有不沉，其中有“数”，即有规律性。 势，指事物运动过程中的趋势，或其必然性，如舟在水中运行，疾徐即其势。 数和势的关系，刘氏认为“数存然后势行乎其间”，就是说，数决定势，势依赖于数，即规律性决定运动的必然趋势，如舟中载重量大，运动速度就慢等等。 他认为，人对数和势的理解有清楚的，有不清楚的，此即“理明”与“理昧”。 理明则不信天命，理昧则归之于天。 他以操舟为例，小河行舟，没有人讲天命，因为在小河行舟，其数和势都容易了解，快慢、停离都能掌握；但海上行舟，可以突然遇到狂风大浪，对大海的数和势就不容易了解，快慢停离也不能像在小河中那样容易掌握，因此无论平安到达，还是发生危险，“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都把原因归结为老天爷，刘禹锡认为，这就是理昧的结果。 没有掌握和了解事物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因而归结为天命。 这是对柳宗元“力不足者取乎神”的进一步发挥。 它涉及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认识了事物的数和势，即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就能摆脱盲目性，成为自然的主人，从而从宿命中解放出来。 刘禹锡的这一思想是中国人学史上的重要突破，对人的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3)人道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