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碰撞：1912—1927年南京文学思潮与小说创作.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1912—1927年南京文学思潮与小说创作 张光芒 陈进武 张勇 20世纪初叶，南京经济、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并多次在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占据显要地位。在经济上，南京是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重镇，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引进了当时世界先进的机器设备和近代化生产技术，开启了南京工业企业聚集的先河，也成了南京这座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在政治上，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这是亚洲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构筑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确立了建立现代中国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起步。南京的新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化基础。南京作为政治中心聚集了众多文化精英，形成文学繁荣局面，既延续了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文学领域中的辉煌，更开启了近代以来南京百年文学史的瑰丽篇章。 文化守成主义的大本营 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南京可谓居功至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南京出现启蒙性的新思潮，这种思想变革率先在南京高校中体现出来。作为我国四所高等师范之一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实行民主治校，提倡科学，昌明学术。在五四的促动下，南高首开女禁，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8名，女旁听生50余名，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创举。南高在推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南高——东大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并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基地，参与了中国现代科学建立的奠基工作。除了推重科学之外，学校的各种文史哲研究会相继成立，所主办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哲学报》《史地学报》《学衡》等，都曾风行一时，影响颇大。此时的东南大学不仅是“学衡派”的大本营，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大本营。师生主張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又主动吸收西方科学、教育、哲学等方面的新理论，以圆融理智的态度促进中西文化、科学精粹的结合，使东南大学成为世界科学之林中的先锋，也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 1922年，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派”的出现和基本宗旨都体现出西方守成主义思想的特征。“昌明国粹”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融化新知”则指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译介与贯彻。《学衡》诸子引入新人文主义，目的是在文化激变时代确立取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标准，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文化道路。新人文主义通过留美学生梅光迪、陈寅恪、张歆海、吴宓、郭斌龢、汤用彤、楼光来、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和阐发，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启蒙的一面旗帜，“学衡派”倡导学术规范和倡扬传统思想精粹，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均衡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弘扬，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学衡派”引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观念，客观上也矫正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全盘西化”倾向，提出了中西并蓄、古今共通的新文化建设方针，因所处时代局限而未能构成较大影响，但他们提供的文化发展方案，仍称得上20世纪20年代难得的具有明晰学理性的建设性构想。 除了《学衡》之外，1921年“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会刊《史地学报》，该刊曾登载了柳诒徵、陈训慈、竺可桢、张其昀等人的重要文章，还连载了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完稿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2年，东南大学国文系师生成立了“国学研究会”，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并筹划建立“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会”是在教师指导下建立的学生社团组织，思想核心源自东南大学的文史教授：陈中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和柳诒徵。1923年，他们筹划将“国学研究会”升级为“国学院”，顾实起草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明确指出“整理国故”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东南大学学者认为“以国故理董国故”的理论更有现实意义，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多半沦为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这种倡议受到陈衡哲、任鸿隽、周作人等新文学的支持者的反驳。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历程，集中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可以说，“国学研究会”是在内忧外患、强敌当前时，学术界“全盘西化”思潮甚嚣尘上之际提出的发展思路，继承了国粹派依靠学问寻求发展新路径的政治主张。 新诗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1912—1927年，南京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其在新诗理论体系上表现出重新建构之功。南京诗坛上涌现出陆志韦、卢前、胡梦华等诗歌创作者兼理论家，他们提出了对新诗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在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