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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致平教授二三事 在人类学家周大鸣、乔晓勤编著的《现代人类学》中，谈到中国人类学研究概况时，明确指出家父罗致平教授是中国南方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代表人物之一。民族学史专家王建民的专著《中国民族学史》多次提到父亲的情况，在中国民族学家的介绍中，亦附有父亲学术情况的几百字简介。人类学家、民俗学家陈启新的《中国民俗学通论》，也提及父亲并介绍了他有关民俗学的译作。 父亲在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领域的贡献使他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和中国民俗学会的银质荣誉奖章。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父亲九十岁生日时题词（启功书写）：“书林探奥，译业尽忠，回溯生涯堪慰藉。坪石办刊，京华创会，相识学海有因缘。”评述了父亲的业绩与他们之间的友谊。 拾起记忆的碎片，追寻逝去的时光，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想通过讲述父亲经历的点点滴滴，反映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品格。 出身与为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这是父亲在80年代常挂嘴边的口头禅。不知道是受到电视剧《农民的儿子》的影响，还是年纪大了，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他常和我们谈起爷爷离乡背井下南洋，他诞生在异乡街头的情景。爷爷罗禄在马来西亚依靠租借政府的山地开荒谋生，种上橡胶、芒果、椰子等植物，收成基本上可维持生活。耕作之余，他们还磨豆腐到城里去卖，就这样在那里扎根生存下来。父亲读小学时，每天半夜三更就起床，磨豆腐、做饭，然后走几十里路，挑着豆腐到城里卖掉，再去上学。 父亲出身贫寒，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罗老没有架子。到新疆塔什库尔干山区调查塔吉克族情况时，父亲作为长者，也和年轻组员们一起在悬崖绝壁上骑马，在物质匮乏的山村生活。西北的寒冬滴水成冰，半夜外出，腮帮子冻得僵硬，张嘴都困难，想说说话更是难上加难。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父亲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的照顾。在参加所里的集体项目时，他也从不以老专家自居，完全以普通一兵的心态和大家合作。因为，他从来就不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更没有官二代、富二代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同事、学生有困难、有需要，他都很自然地伸手相助，帮过多少人也没放心上。他始终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书痴与杂家 父亲一生最爱书，他宁可食无肉，不能居无书。逛书店或到图书馆看书成为他人生最大的乐趣。记得他每次上街回家，总是提着一摞书，一进门就坐在书桌旁，兴致勃勃地一本一本翻个不停，读到精彩之处，兴奋得两眼放光、拍案叫绝，连吃饭都顾不上。有时，在书店看见一本好书爱不释手，却没带钱，售货员目睹他与爱书难舍难分的样子，又念在他是老主顾，居然同意他先把书拿回家，再回来还账。有朋自远方来，他首先让人参观的是一排排的书架，拿出一本本刚淘到的珍藏本，陶醉在书香中。 图书馆从来都是父亲的至爱。早在留学日本时，父亲就差不多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清晨馆门一开，他直奔既定位置，中午随便啃点面包、打个盹，又接着看下去。实在累了，就喝杯茶提神，一直坚持到图书馆闭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北京图书馆外文阅览室是他每周必到之处，作为年龄最大的常驻读者，除了查阅资料，还常常为年轻人解答问题，久而久之和阅览室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忘年之交，他们经常免费为他复印资料，戏称“对罗老特殊照顾嘛”。 所里的后学谈起父亲，印象最深的也是和他逛书店、聊书、评书之事。有的同事谈到自己第一次上北京琉璃厂逛旧书店，就是和罗老一起去的，以后父亲每次逛书店他们都跟随着，经常是乘兴而去，大获而归，最后也变成购书狂了。 无论所里什么人有新课题要研究，父亲就会主动给人家开一张书单，不厌其烦地帮他们找书，甚至不惜把自己珍藏的书也拿出来与之共享。有一位年轻学者托他回广州买书，他四处寻觅，书店找不到，就在单位的图书馆里找，终于把复印件随身带回北京，交到这位同事的手中。他在读中学时曾担任图书部长，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时担任过图书馆长，与书真的是结下了毕生之缘。 父亲读书的兴趣极其广泛，买书的选择非常庞杂，从他阅读的书目和书架上图书的分类可以说是文史哲、艺术、自然科学无所不包，称得上是杂家。他认为翻译工作涉及的知识面广，必须博览群书。他曾对我讲起翻译界的笑话：有人把银河翻译成牛奶河，就是因为缺乏自然科学的知识。他的同事在文章中提到，出版社有一位编辑想了解俄罗斯民间习俗五位神祗的属性和职能，多方求教未能如愿，请教父亲后，问题终于迎刃而解，对父亲的博学敬佩之至。 可见，书山的积累、学海的求索，为父亲提供了驰骋的天地、逍遥的空间。 奠基与开拓 纵观父亲的学术人生，可知他具有学科的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特点。他主持的民族译丛编译室出版的《民族问题译丛》，是在民族研究工作初创阶段唯一的全国性刊物。该杂志一共出版了几十期，介绍了马、恩、列、斯有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