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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花儿”的研究与开发 一、明清及民国时期青海“花儿”的成型与传播概况 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花儿”的成形期在明代早期。西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明朝初年,大量的中原和江淮移民进驻河湟地区(泛指青海东部及甘肃西部),使这里原先以羌、藏、蒙、回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形态逐渐发生互融与演变,河湟地区的民族构成趋于稳定,兼容了多种文化形态的河湟文化初具雏形。其中,融合了多种语系的河湟方言逐渐形成,西北游牧民族、中原与南方的各种民歌在河湟地区也经历了互融与筛选的过程,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大背景之下,一种新的民歌体裁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此后,按约定俗成的理念,河湟民间便将这种民歌称为“花儿”或“少年”。但这只能说明,明代初年,“花儿”这种民歌的传唱与其本身这种称谓已经相当普遍了,也就是说,在西北“花儿”形成之前,类似的民歌早已在南方、中原和西北地区广为流传。所以,西北“花儿”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东风西渐后与土著文化消融互长的过程。近代的研究成果表明,“花儿”词令的形成,与诗、词、曲的传承与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源缘关系。而羌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中的音乐元素是原始“花儿”音乐的主源。词曲融合并逐渐脱离宗教文化后的这种民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花儿”。 明代诗文中,有不少涉及“花儿”称谓。从许多留传的明代“花儿”中所包容的史学信息来看,明代前期,是“花儿”最终形成的最为合理的历史时期。明神宗万历年间曾任职河州的高洪在《古鄯行吟》中有“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句,说明当时“花儿”在河湟地区的传唱,已十分盛兴。 在清代,对“花儿”的描述经常出现在诗文中,并被编入《甘肃新通志》、《甘肃竹枝词》等志书和文集中。如:清乾隆时狄道诗人吴镇《我忆临洮好》中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诗句。诗人对“花儿”饶有风趣的赋、比、兴修辞手法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同时也对藏汉同唱“花儿”的现实做了真实的记载。清道光初叶礼《甘肃竹枝词》中有“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的诗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花儿”与“少年”,的确是对唱双方的爱称。 整个明清时代,“花儿”已成为部分文人亲睐的文学创作题材之一。只是由于清代以前,传统儒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形态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官方无法正面倡导花这种纯粹的民间情歌,以公开的方式结集流传于世也比较困难,这在情理之中。 清末民初,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各种学术思潮在中国兴起,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的伦理禁区受到很大的冲击,文化领域首当其冲,解放人性一时成为时代强音。正因为“花儿”具有特殊的艺术和人文价值,是人性得以张扬与宣泄的最佳载体,所以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半公开的学术研究。他们或普查挖掘歌词,或搜集整理曲谱,或立论撰文评介,或汇集编印研究成果,在积极搜集整理之余,从理论上进行过可贵的探索。河湟“花儿”在传唱、搜集整理、研讨等领域均有一定成果。众多河湟诗人的作品中吟唱“花儿”的诗句已屡见不鲜。 1923年,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河西走廊勘查煤矿之余,搜集了一些“花儿”投给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并撰文《甘肃的歌谣——“话儿”》,首次在公开媒体上向公众介绍“花儿”,开了近代史上研究推介“花儿”的先河。文中误将“花儿”称作“话儿”,却道出了“花儿”在民众中的对话与叙情特质。1940年前后,《青海民国报》、《西北通讯》、《新西北》、《边事研究》、《西北日报》、《和平日报》等报刊上经常刊载介绍“花儿”。可见,当时的“花儿”研究,已经成为西北民俗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民国时期搜集研究“花儿”最有成就、形成一定影响的是张亚雄先生。张亚雄早年在牙含章、张一悟等民间文艺研究者的影响下,深入到甘青“花儿”流行区搜集整理和研究“花儿”,历经二十多年辛勤采访整理,积累了一大批资料。期间,他利用当编辑的便利条件在报刊上发表“花儿”,设法在地方史志中记载“花儿”,慕少堂主编的《甘宁青史略》中就有许多“花儿”唱词及学术文章被录入,并注明是“张亚雄供稿”。同时,张亚雄系统地对“花儿”进行研究和整理,终于在1940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花儿”选集和学术研究专著《“花儿”集》。此集在“花儿”的释名、源流及流派、流传区域、艺术手法、调令及语言特色、歌手、“花儿”会、“花儿”的价值、“花儿”与民俗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公认。同时,《“花儿”集》还保存了大量第一手有关“花儿”研究的资料,至今犹显十分珍贵。此书的出版,在“花儿”学领域甚至在西北民族民间文学领域中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受到民俗学家、民间文艺研究者的高度评价。此后,《“花儿”集》在艰难的处境中曾多次出版翻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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