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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孔子的语言观 摘要孔子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及民族心理性格影响至巨。通过《论语》一书,对孔子的语言观中语言与道德修身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的边界和功能两个方面作了分析。 关键词:《论语》孔子语言观道德第一性文以载道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孔子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无论思想著述,还是一生行事,都对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堪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一大文化圣哲。而《论语》作为一部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儒家经典,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限于篇幅,本文只就《论语》所涵括的孔子的语言观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论语》之书名,从字面而言,即是语言的论纂。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全书透露出一种简练晓畅、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同其内容上的君子人格与圣贤气象互相辉映,使它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它既不像《老子》那样透出玄远之气,高深莫测,也不像《孟子》那样透出浩然之气,剑拔弩张。《论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主要发生于师生间的话语交流的成功范式,这使我们得以从语言的角度探究孔子,从而为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孔子打下基础。 二从《论语》看孔子的语言观 在巴蒂斯塔·莫迪恩看来,语言是“人的一种借助声音或书写符号、与同类进行交流以表达自己情感、欲望和知识的活动。”在这个定义中,语言包括口头言语和书面文字的形态,而且含摄语言的三大主要功能,即代表或叙述性功能(同客体相关),表达或存在主义功能(同主体相关)以及交流和主体间性的功能(同进行谈话的人相关)。鉴于孔子思想的博大深邃,我们拟从两个方面展开对孔子语言观的探讨。 1 语言与道德修身之关系 孔子无疑是《论语》中展现得最多的谈话主体。综观全书,孔子对于语言的看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同他的君子型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的。在孔子那里,语言与人应该是一种相契合一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即人,人即语言。因此,孔子对于君子语言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于君子型理想人格道德修养的要求,其中仁德的培养是第一位的,语言的修养则是第二位的。所以《论语·宪问》载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孔子对于仁德的强调,有时也使他对语言颇带贬抑,甚至认为过分追求语言会戕害仁德的培养。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述而》)而提出“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的主张,故“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仁者其言也 。”(《颜渊》)这从他对宰予和颜回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一点端倪。宰予擅长口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利口辩辞”而且“昼寝”,孔子就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其后“为临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论语·阳货》亦载孔子同宰予之间就三年丧期而展开的一次对话,结果孔子在宰予出去后感叹:“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相反,孔子对于颜回则赞赏有加,因为他“好学”而“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为政》)遂能达到“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的境界。孔子在批评宰予“昼寝”时还说过一段总结性的话,对我们的分析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 虽然孔子曾说过:“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但只知其言,却难免受到语言的蒙蔽或欺骗。因此,外在的语言须结合行为本身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孔子曾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即是明证。“言”只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德的初步标尺,“行”才是最终的标尺,所以孔子才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为政》) 事实上,“德行”一词即隐含着从孔子那里获得的观念:内在的仁德必赖仁德的行为而显示,而非单纯由语言来证明。孔子从宰予处敏锐地洞察到了语言与道德修身之间的不相一致,从而使他后来的语言观充满了辨证的色彩。对于有德的君子而言,固然是语言即人,人即语言,语言恰恰表现了君子的德行境界,所以孔子才赞叹闵子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但对于那些无行的小人来说,却因为太擅长于语言(巧言),反而暴露了他们德行的缺少,不但如此,过分的花言巧语甚至会败坏德行本身,是以孔子说:“巧言乱德。”(《卫灵公》)又说:“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他对于擅长巧言的“佞者”满怀讨厌之心:“是故恶夫佞者。”(《先进》)“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季氏》)“恶利口之覆邦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