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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仙境桃花源——中国自然哲学思维下的乌托邦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毫无疑问是极具乌托邦风格的。最早将《桃花源记》与乌托邦联系起来的是马君武，20世纪初在他发表的论文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旅行》 中有关于乌托邦的介绍：“按《列子》之华胥国，陶渊明之桃花源，皆与此等学说最相近。”而后来众多学者也认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一个乌托邦。鉴于不同的国情和文化，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陶渊明的“桃花源”在乌托邦理想上有很多不同，从表面上看，显而易见的，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不同的时间完成，不同的文体形式（《乌托邦》的游记对话和《桃花源记》的骈文）。从内容上看，与强调政治问题相比，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更倾向于描绘一个自然的国度，历史世界的延续。《乌托邦》的不可实现性在陶渊明这里似乎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但陶渊明依然设置充满遗憾的结局，这样的写作设计便成为探究的动机。 /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旅行》 一、精神溯源与政治看法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不同的是，中国人眼中的“理想国”追溯到老子。首先，是对自然的追求。《道德经》曰：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邃，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 统治者为强化权威、满足私欲而做的“有为”让老子体会到这些是“非道也哉”的行为，于是主张“无为”。“为”的标准变成“顺物自然”，存在太上（君王），但百姓感受不到他的严威号令，天下得治，人民得安，这时，百姓会说：“我要顺应自然（目的），顺其自然而为（过程），达到功成事邃的自然境界（结果）。”为什么飘风骤雨不能持久，因为不定;烦苛的政令不定人心，也非自然，所以求“希言”。自然不仅是终级的目标，还是贯穿循道过程的状态;法既是遵循的法则、量度，也是表行为的效法，因此，做到/保持自然的状态，是需要“为”的，按照本来的样子而为。道和德的尊贵之处，不需要特意去要求、约束、胁迫人们了解、遵守。命，使也，意味着干涉、控制，有由上对下的权威意识，这显然违背了事物的本来状态。道和德，是人们自然流露出来的，对道和德的评价，也是人们自然而然认为的。要成为圣人，其中一个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是辅助万物的自然发展而不做违背天道的事情，同时，道也是实现万物本然状态的通路。 陶渊明在其诗作中表明了他对道家的欣赏——“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这种对自然的追求是否出于逃避现实的考虑呢，桃花源是否是作者对现实感到失望后的栖息之所呢？陶渊明另一首诗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首先，回归田园是作者早期的生活选择，而不是沮丧的官场经历后的转变。陶渊明第一次做官在他29岁时，《陶渊明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官吏职，少日自解归。”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仅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便辞官回家了。对于自己做官时间不长的原因，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并序》给出了答案——“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天性喜欢自然，这是勉强不得的。“饥冻虽切，违己交病”，饥寒来得迫切，似乎应为了饱食衣足而投奔官场，但一想到要违背本意，便觉得很痛苦。我们可以将陶渊明的诗与曹植的诗进行比较。在《苦思行》中，曹植写道，“策杖从吾游，教我要忘言。”联系全诗，“我”攀云登仙却不得，隐士来到身边说道，应忘掉语言（理解为“谨言慎行以求自保”）。我们可以看到“忘言”在这里是一个被动的选择：“我”是那个听从隐士的话的人。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沮丧，就没有必要寻求永生，那么也没有理由听取隐士的声音。而关于陶渊明的《饮酒》，其中有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几个翻译版本，其中一个是“Within these things there is a hint of Truth， but when I start to tell it， I cannot find the words.”（在这其中含有一丝真意，但当我开始说出来时，我找不到能够表达的词语。）另一个版本是“All this means something， something absolute. Whenever I start explaining it， Ive forgotten the words.”（这其中必有意味，但当我开始解释它，我将那些词语忘得一乾二净了。）关于“忘言”的两个不同的翻译版本，重点不在于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