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剧精神的理解与比较研究.docVIP

精品文档（可编辑） 值得下载 中西悲剧精神的理解与比较研究 摘 要：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的悲剧往往以其深沉激昂的艺术魅力震撼和感召着世人。然而，中西方对于悲剧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本文对中西方悲剧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此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两种悲剧的特征和意义，探究文化背景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从而探求各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有共性的规律。 关键词：悲剧；文化；审美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92-02 在西方，最早提出悲剧且对其进行系统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则指出：“再现一种巨大的不幸，是悲剧唯一的职能。”[1]命定的悲剧人生与相应的悲剧文学，给人们以别样的体验和深邃的思考。在悲剧中，人类用悲壮的毁灭去证明他们的存在与价值，它让读者在平凡安逸的生活中保有清醒的认知和震撼的感悟，悲剧中的激烈冲突促使人们为了超越个体的生命价值而抗争和奋斗。 一、中西方对悲剧的不同理解 “悲剧”一词在辛亥革命前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被引进中国，但几乎立刻就引起了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中国传统戏剧往往是以大团圆为结局，因此一些学者便根据西方悲剧的准绳认为中国文学中没有悲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的“苦情戏”就是悲剧，而且其成就比起西方来也毫不逊色，因此武断地用西方文论标准来界定中国的文学体裁是不科学的，而笼统地将中西文学形态等同起来的做法也是草率的。实际上，作为戏剧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悲剧，在古今中外都无可辩驳地存在着，人类任何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文明实践活动中都会有心灵、自由、理想的失败或毁灭，因而，中西方人都应该会有审美意义上的悲剧精神，只不过由于中西美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旨趣，所以在悲剧表现形态上就出现了“一样花开两样红”的景观。正如杨恒达先生所说：“比较文学应该重点在于探讨各文学现象之间文化差异及其人文精神内在联系的研究。”[2]因此，我们在研究中西悲剧的时候也不妨采用区别于喜剧、正剧的通用悲剧概念，从更加广义的审美范畴角度来探讨既包含在中西文学戏剧类型里、也深藏在更广泛的叙事文学作品和抒情文学作品里的悲剧精神。 二、不同的悲剧精神的表现 叔本华说：“无论是从效果巨大的方面看，或是从写作的困难这方面看，悲剧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人们因此也公认是这样。”[3]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则说：“悲剧把人类生命戏剧化，使之成为潜在而又完结的人生。”[4]朱光潜先生也说：“悲剧是人类激情、行动及其后果的一面放大镜，一切都在其中变得更宏大。”[5]由此看来，文学艺术的悲剧精神最能集中体现各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理、人文艺术精神和文学艺术实践活动。所以，比较研究中西悲剧精神无疑是探索中西方民族的文化心理、人文艺术精神和文学艺术实践活动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 （一）悲剧主人翁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到悲剧人物是出身高贵、声名显赫、介于好到极点的完人和一般人之间的好人。因此在西方人眼中悲剧的主人翁和英雄几乎是同义词。他是时代骄子，却遭受不幸，而他的不幸往往是来自于自己的过失与弱点，并且悲剧人物大多为男性。西方悲剧中，主人翁的身份和境遇形成强烈对比，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例如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罗斯描写的俄狄浦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等都属于此类的悲剧人物。 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翁一向是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中，她们的行为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她们以极大的耐力忍受着生活的苦难，被动反抗，她们的反抗总是势单力薄，她们善良弱小的品行与其人格的正义性以及受到的社会极不公正的待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弱小女子，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她只能被动地忍受，把痛苦看作命运的安排。《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桃花扇》中的李香君，还有杜十娘、秦香莲等，这些善良温顺的薄命女子倍受着社会的摧残。观众从她们的遭遇中所获得的悲剧美，不是由于其地位的高贵和命运惨痛的比照，而是因为善良本性和悲苦结局的反差。 （二）悲剧冲突的不同 西方悲剧所表现的是人与无法制伏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的逐步升级。在《俄狄浦斯王》中，异己力量表现为英雄意志所遭遇的不可知的命运；在《哈姆雷特》中，异己力量是主人翁性格中的弱点，即哈姆雷特的软弱和犹豫；在《人民公敌》中，异己力量是某种与主人翁为敌的社会势力。在这些矛盾中，主人翁不断主动地用行动来抗争，引起冲突逐步的升级。然而，由于主人翁性格的复杂性和与生俱来的缺陷导致他们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圈套，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冲突推向了高潮。 中国古典悲剧的冲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