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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译事译业考述 操乐鹏 1932年，黄裳考入南开中学，其一生的文学翻译因缘，实缔结于此。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中学，汇聚了张伯苓、何其芳、张中行、叶石甫、孟志孙、李尧林等一批新文化学人。学校里，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教学专业的李尧林是黄裳的英语老师。他的英语课堂活泼开明，会教授外文歌曲、讲解辜鸿铭的英译杜诗《赠卫八处士》;教法独特有效，不要求学生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而代之以直接接触原文从而“猜”出语法规律来。黄裳由此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不仅译书全以英文本为据，那一口漂亮的英文后来还曾惊艷了自己的老丈人。李尧林不单单教英语，还用新文学书刊滋养年轻学子。黄裳在老师的书橱里就看过初版本的《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以及卞之琳编的《水星》等。学校外，据黄裳回忆，“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地插着新书”[1]，跑书摊儿遇到俄国小说时，当然也不忘通知李尧林老师一声。在新文学的熏陶与英语能力之养成中，黄裳的译业，首先自翻译批评始。 一 1930年代，张谷若以山东方言译哈代小说《还乡》《德伯家的苔丝》（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赞助下，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却也引发了萧乾的不同意见。1937年黄裳在《南开高中》发表《最近翻译界的辩争》一文，即是针对这场论争的发语。黄裳认为，张谷若的译文“采用中国鸳鸯蝴蝶派的成语太多。似乎令读者容易看过去，不易觉出原作的伟大，不容易在字句的工拙上多加吟味”，致使原作丰神减损不少。对于争议另一方的萧乾的观点，“借翻译使国内创作的风格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新文艺由五四状态而进展到目前阶段的，这功劳仍是归给那些情节以外还尊重原著的文字排列运用，那些费力不讨好的直译者”，黄裳也不赞同，以为直译的作用未免被夸大，“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先驱者，都有很好的西洋文学根底，作风的转变，恐怕是个人欣赏所得而非由生硬的译文学来的吧”[2]。 1941年，黄裳化名赵令仪，在《宇宙风乙刊》连续发表《读书日记》（文章体式与风格均模拟鲁迅《马上日记》，笔名也是沿袭鲁迅用过的“赵令仪”）。其中数节颇多关涉译坛人事，不妨整段援引，略作申说。 从学校里回来以后，把疲乏的身子向床上一躺，随手就拿过一本书来翻翻。这就是《静静的顿河》的全译本。这本书已经有过几个译本了，这一次是由原文直译的。所以更容易使人注意。直译和意译之争是开始于几年前鲁迅先生对主张意译的论争。直等到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出版，使人认识了直译的面目。那保持了原作中语气和风貌的译笔，毕竟是比但求易解不计错误的意译好得多的。所以这一次看《静静的顿河》也是先翻了后记里所谈关于译法的文章来看。却不料发现了这样的一段：“最后一次的修改，是由巴人石灵斯埙野风四兄分担的工作。他们为我顺语气，务期使它通俗易懂。”……“及至巴人兄等的改订，更完全是求易懂。现在自己看看，的确和初稿时大不相同了。”以上四兄的懂不懂俄文，我不知道，看样子是只拿了译稿在“顺”，语气的合乎原文与否当然是莫名其妙的了。这倒让我想起了入学试验里的国文试题来了。原来那就是某“教授”在某古书里拉取了一段古文，段落不明标点不分的要学生译出白话来。殊不料一九四○年的译介巨帙竟与大学生的试验殊途同归，在令我叹气之余，不禁要发出如下的请求：“但愿再谨严些！”[3] 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最先是贺非由德译本译出第一部的前半部分（第1、2卷），即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该译本经由鲁迅校对并附后记一篇，收入“现代文艺丛书”。之后，黄一然与赵洵合作，分别据俄文本和英文本译出了第一部的第3卷，1936年由光明书局出版。黄裳所言的“全译本”，为金人从俄文原本译出的《静静的顿河》，同样由光明书局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读书日记》发表于1941年8月至11月，金人的全译本出版于1941年上半年：可见黄裳对文学译介与出版的实时聚焦。 金人自陈是带着扫荡文坛那种随手摭拾的“半吊子”译本的倾向进行译介，试图纠正德译本和英译本的删削修改处（如原书内土语对话的脱落），且舍弃郭沫若（金人认为郭氏是在“编译”而非翻译）、徐懋庸（金人以为徐氏译笔无法维持原作者的风格）的译法，取径鲁迅的译介策略，以“尽量保持原作者的笔调和风格”[4]。这些看法与黄裳并无太大出入。黄裳的不满和指摘则在于巴人、石灵、斯埙、野风四人画蛇添足式为金人译文润饰。务求通顺易懂，便会背离“直译”的初衷，也偏离了原作的意蕴样貌。黄裳由是呼吁，翻译须谨严： 再想一想，这也原非新闻。正应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远在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