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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才理解了父亲” 胡木英　尹洁 开栏的话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我们开设“建党百年·延安故事”栏目，听革命后代讲历史、忆家风、话初心。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依然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2020年12月20日，胡木英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我们开设“建党百年·延安故事”栏目，听革命后代讲历史、忆家风、话初心。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依然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快乐的延安孩子 我是1941年出生在延安的。当时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已经比较稳固，很多经历过长征的干部都成了家，延安的孩子也多了起来。 那时我们党对延安青年的教育工作抓得很紧，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就连被俘虏的日本兵，我们也给他们办了一所日本工农学校。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人，不管是老革命还是新革命，都要进入相应的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女同志生了孩子以后就很辛苦了，又要带孩子，又要上学，怎么办呢？一些女同志开始互帮互助，今天我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们，其他人去上学，明天换一个人照看。但这样还是会影响学习，而且还有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因此组织上决定找一批保育员，办一个托儿所。 战争年代的保育员非常稀缺，去哪里找呢？组织上最后找到了延安当地的一些女孩，她们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年纪，起初也不是很愿意看孩子，组织上就做思想工作：“不是非得上前线才叫参加革命，在托儿所里也是干革命。”這样才动员了一部分女孩。 保育员有限，窑洞也有限。托儿所最初只有两三孔窑洞，放不下几张小床，于是后来又请当地的老乡帮着挖了几孔。在这种条件下，能优先进托儿所的孩子大部分是烈士的后代，再就是父亲或母亲在抗日前线工作的。而父母都在延安的，像我，以及毛主席另一位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只能由父母请当地的一些大孩子帮忙照顾。 抗战时期的物资特别紧缺，托儿所连磅秤也没有。孩子们称体重时就用中国老式的杆秤，一头挂着秤砣，另一头挂一个大筐，把孩子放在筐里。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要按阴历算，应该是1940年腊月，后来的阳历生日是父母根据阴历的大致日子推算出来的。那时大人们都忙着抗战、工作、学习，许多人生了孩子也不记生日，我们这批孩子的生日很多都是推算出来的。 上图：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孩子们的合影。下图：尽管条件极其艰苦，延安的孩子们仍然有很多欢乐。 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看，在延安的生活还是很愉快的，留给我的记忆都挺美好。虽然物质是匮乏的，没有糖，但在小米粥里放俩枣或者几块南瓜就有甜味了。庄稼的收成主要靠天，雨水不好的时候就一天干嚼两顿黑豆，能吃点小米、南瓜、大枣就很好了。过年的时候会杀一头猪，我们才能吃到肉，平时都是吃油渣，跟菜一起炒，觉得特香。我父亲胃不好，馒头、窝头都是烤着吃，上面能抹点猪油就是最好的东西了。 我特别喜欢延河。那时没有河岸，都是河滩，大人有时带我到河边玩水玩沙，还能捡点小石头。不过山洪暴发的时候，河水就成黄泥汤了。你再去看，河里真是什么都有，门板啊、窗户啊，甚至猪啊、羊啊，都让山洪给冲下来了，河水要过些日子才能变清。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延安的拉歌。每次开大会、看电影，各单位的人一坐下就开始拉歌，你来我往、一刻不停地唱，一直唱到开会或者电影开场。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延安好像到处都在唱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不理解咆哮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延安的“保小”（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心想：“为什么黄河在保小？” 我父亲胡乔木做了毛主席秘书后，我们一家先是住在杨家岭，后来搬到了枣园。枣园让我记住的不是枣子，而是梨树。每当梨子成熟的时节，叔叔阿姨们就会摇树，一摇就掉下来一两个。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出生后，我和叶子龙的女儿有时会过去跟她玩。我记得李讷画了很多京剧人物，可能是因为她父母喜欢京剧的原因，她画的那些人物头饰真挺像的。 枣园还有一个小礼堂，是书记处开会的地方，周末的舞会也在那里开。每次开舞会是我们小孩最高兴的时候。大人们跳舞时，我们就在中间穿来穿去，给他们捣乱。平时小孩子很少外出，因为延安有狼、有疯狗，大人们怕出意外不让孩子随便跑。只有开舞会的时候，小孩们才聚到一起打打闹闹的，非常热闹。到了夏天，礼堂外面有一些小花，我们就去抓蝴蝶。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特别快乐。 革命信念胜过一切 我出生一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到毛主席身边当秘书了。在枣园时，我们家隔壁就是朱老总家，中间隔着一堵小矮墙，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