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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政策事件及其关于中国政治的话语建构商红日 摘 要：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作为发生在中国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而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它还将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事件、知识事件并由此展开关于中国、关于中国道路等等的话语建构。事件和政策事件是回归改革开放的历史实际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一方法，本文提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若干主要的知识化议程，即“思想”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话语建构，“经济”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话语建构，“协商”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话语建构，“合作”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话语建构等。 关键词： 改革开放;政策事件;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种知识化议程 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透视及其意义的解读中，有几位中国研究者比较熟悉的西方学者，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夫妇、弗朗西斯·福山、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以及可能不如这几位中国学者熟知的波利塔·纳波利奥尼等。上述诸位西方的专家，除福山以外，均以中国改革开放为考察对象或研究背景，并且又都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思想关联。本文加以讨论的这几位专家的代表作，均有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其中，约翰·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选用预测的视角，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以某种政治哲学理论为视角，沈大伟在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采用比较的视角，而波利塔·纳波利奥尼的《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则采取中国的视角。这些不同视角使其研究达到不同的“高度”。 角度是发现差异的方法，高度是把握差异的方式。在对一个确定的对象展开研究，或者对一种事件设定知识化议程中，高度需要诸多合适的角度加以确认和支持，从而高度并非是一种形而上的设定;角度既可以是研究的基点、出发点，也可以是研究的结论或目的，从而角度不仅仅具有选择性、主观意图性，而且也可能是一种形而上的设计。当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一种知识化议程来思考或研究的时候，那么，这是要发现或探索什么样的知识？这不能不从福山开始，因为要讨论的几本书都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相关。 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并非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按照福山自己的概括，该书是思考“人类普遍史”的问题。但是，福山在该论著当中，直接触及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事件，并且他基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强化了在西方学者中较为流行的判断：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选择了“通往自由经济”的西方化的自由民主道路。从书中可以读出，福山将中国出现这条道路视为必然性趋势，从而为他的所谓人类普遍历史的结论增加一个佐证。《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从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获得灵感，但福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黑格尔。福山重新解读黑格尔逻辑，找到了“历史终结”的黑格尔命题，发现了黑格尔关于“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的思想。可以说，福山为自己对20世纪的观察找到了视角，即“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历史的发动机”[1]，基于这样的视角，他断言：“当今世界，共产主义逐步被自由民主制度所替代，其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制度不能给人以完全的认可”，而“自由民主制度用一种获得平等认可的理性欲望取代了那种希望获得比别人更伟大的认可的非理性欲望”[2]。但是，自由民主制度也是存有某种不足的，这种不足可归结为“欲望和精神不能同时满足”。福山认为，这是作为西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础原则，即自由和民主之间的“持续的紧张状态”[3]。这种状态的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致使作为普遍历史的“最后之人”得以形成。由此，弗朗西斯·福山以奇异的视角得出了十分平庸的结论，但在人们不能不面对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的20世纪时，福山的惊人话语赚足了眼球。一位将当代美国视为一个“颠倒的极权主义政权”典型的政治学家谢尔登·S.沃林，在其代表作《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中，揭示了美国自由民主的严重蜕化，指出现实的美国的国家权力关系已经堕落成“公司国家的政治”，也简称为“公司政治”，这种政治是国家被跨国公司绑架后的一种形态，它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自由、民主理想被军事大国与帝国的实力所盗空，形成了“颠倒的极权主义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仅公司与国家成为伙伴，而且那些研究性综合大学“已和公司利益乃至以资金充足的智囊团和保守的基金会为代表的宣传机器连锁在一起。结果是惯于批评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看来像是一个濒于灭绝的物种”[4]。笔者并不希望福山属于沃林所批评的一类美国知识分子，但弗朗西斯·福山及其名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与谢尔登·S.沃林的著作，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研究中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这就带来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张力，这个张力影响到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 波利塔·纳波利奥尼的《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