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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杂志四十年通俗小说的启蒙之路 如今，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回忆起来，还记得自己当年在《译林》杂志上看到《尼罗河上的惨案》时，有多么痴迷，甚至把印有小说的那些页码撕下来带回家保存。 那是1979年的《译林》杂志创刊号。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正是当时热门电影原著的译本，讲的是一位同新婚丈夫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尼罗河上的游艇中被枪杀，价值5万英镑的项链同时失踪，接着又有两人在船上接连死亡，一位侦探随后找出了令人意外的真凶。杂志因此获得60万的销量，也招来上级领导认为选题“堕落”的批评。 这份杂志最初是季刊，《吕蓓卡》《音乐之声》《教父》《沉默的羔羊》等多部国外流行小说让读者如获珍宝。它历经了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拓荒，它不只看重那些国外的纯文学作品，也因大胆引进流行文学和侦探、悬疑小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 四十年后，李景端在南京的家中，见到准备上任的译林出版社第五任社长。这位85岁的《译林》杂志创始人提醒，“要有融媒体意识，不然将来要被AI淘汰了。” 外国通俗小说拓荒 1979年，江苏省出版局接到江苏省委要求，要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时任出版局局长高斯把任务交给了编辑李景端。 接下任务后，李景端考虑到，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不好把握。如果在杂志上介绍外国文学，则有不小空间。 1949年之后，中国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方面，其余西方文学作品几乎是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以此走出思想禁锢。此时，全国的外国文学杂志——北京有隶属社科院的《世界文学》，上海有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其他地方则是空白。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 《译林》创刊号。 </figcaption> </figure> 李景端觉得《世界文学》的内容过于严肃，《外国文艺》则过于新奇。他不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反而没有束缚，从读者角度想，觉得吸引人的才有生命力。杂志的定位慢慢浮现，要有助于大众了解国外当今的文学创作情况，选择能够展现外国现实生活的通俗文学，介绍流行的作家和作品。“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最后定下的宗旨。 一天，李景端和古籍编辑孙猛聊天，对方无意中冒出“译林”这个词，李景端一下想到枝繁叶茂的景象，觉得用作刊名很好。就这样，《译林》编辑部成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下设部门。 最初，杂志只有李景端和新来的编辑金丽文两人。李景端负责向北京组稿，金丽文负责南京和上海。当时，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正火热上映，编辑部得知上海外语学院有位英语教师正在翻译电影的原著，金丽文便上门约稿，最终小说刊载在创刊号上。“很偶然，当时没有考虑这是侦探小说，也没想到会惹来麻烦。”四十年后，李景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当时的创刊号16开、240页，定价1元2角，交给新华书店零售。20万册几天便脱销，立马又加印了20万册，很快再次卖完。新华书店要求再加印40万册，但因当年纸张供应紧张，最终只再加了20万册。 新华书店不能办理长期订阅，很多读者只好汇款到编辑部邮购。头两期，邮局送到编辑部的汇款单装在大邮袋里，一次好几袋，邮局员工为此加了几天夜班。而李景端后来得知，当年黑市上的《译林》每本卖到了2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 这引来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志的批评。1980年4月，冯志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对《译林》杂志刊登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钱商》《医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的《飘》发出责难，认为“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希望出版界不要趋‘时’媚‘世’。”之后，胡乔木将这封信加上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要求“研究处理”。 最后，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表态，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有责任由出版局党组承担。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艺实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责任最终没有再被追究。 包括钱钟书在内的编委会 李景端此前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杂志的选材和翻译都是隔行的事儿，只能去请教专家。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 1997年5月，李景端（左）在北京医院探视冰心。图/受访者提供 </figcaption> </figure> 他曾在报纸上看见，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马上写了封信，希望对方给予家乡创办的新刊物一点指导和帮助。没想到，得到了回信肯定，戈宝权寄了自己翻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诗，提供给《译林》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