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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变法实践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迪意义 摘 要 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改革工程。这项社会变革工程虽然没有直接的蓝本可以借鉴。但中国有着千年历史，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变法实践中为当前的的法治建设汲取经验教训。本文立足于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期（北宋）、晚清时期，以李悝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晚清变法为古代变法实践的典型，总结它们的得失经验，以求有助于当代法治建设。 关键词 法治建设 李悝变法 商鞅变法 王安石变法 清末变法 作者简介：边宇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2012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5-005-05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最为有效的治理模式，也当然地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建设“法治中国”已经从理论观念层面，迅速地向法律实践层面推开。法治建设是一项既涉及思想精神又关系实践制度的全面方面的宏达的社会工程。可以预见，中国的法治建设必然是长路漫漫、任重而道远。从法治本身而言，一方面，现代法治是近代西方社会文明的产物，带有着西方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现代法治又已经被西方世界之外的国家所实践，已经证实其普世性价值的一面。因此，当前法治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培育出中国式的法治。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给出的，同时任何一个答案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逻辑地讲，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系列前提性的理论研究，我们首先要去辨明何为法治、中国的文化土壤为何、中国式的法治又为何等“子问题”。而每一个“子问题”又当然地涵盖着一系列的其他的理论问题。可见，这是一项巨大浩繁的理论系统工程。显然，笔者仅是想通过对中国古代变法实践的分析，从历史中为当代法治建设找到一些借鉴意义。同时，也希望能对中国法治理论系统工程有辅助性的理论贡献。 中国有着千年历史，在这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变法恰似在河面上偶尔泛起的浪花。以时间维度来看，变法实践在很多朝代都有发生。倘若我们将其一一枚举，进行流水式地梳理和分析，这显然已超出了法学研究的范畴，而成为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了。因此，本文将立足于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期（北宋）、晚清时期，以李悝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晚清变法为古代变法实践的典型，总结它们的得失经验，以求有助于当代法治建设。 一、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施法、李悝、商鞅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动荡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社会转型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井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百家治世学说郁积勃发，遂成璀璨星空。与此同时，在当时，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群雄并起之时，谁能率先强兵富国，取得先机就十分关键。因此，在强兵富国目的的指导下，各诸侯国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采用了最为实用、立竿见影的法家学说，开始各自的变法。其中魏国的李悝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是较为著名的，也是影响最为巨大的两次变法。吕思勉先生指出，“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固不容不究心矣。” 因此，欲究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必然要回顾先秦法家，审视先秦法家的变法实践。 （一）管仲“依法治国”思想的局限 管仲是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实施的改革使得齐国在当时成为显要而强盛的霸主。而在管仲改革的诸项措施中，“以法治国”无疑是将齐国引向强大的最重要而成功的经验。管仲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要有效地对人民实施治理，就必须重视法制建设，厉行法制是一条必由之路，“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 与此同时，管仲还强调“礼法并重”的重要性，公布“宪令”，注重权力制约和监督，力主“令行禁止”。然而即便管仲厉行法制，给国家带来了福祉，但同时不应忽略其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 首先，君臣上下皆从法是管仲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理念，与现时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能进行武断地置换，先秦时代的“民主”归根结底是笼罩着帝王至上权力之阴影的民主，立法者当然地非君主莫属，而“法”本质上也不过是帝王意志的体现，而民众作为适法对象，也是处于被管制的地位。所以，“以法治国”终究只是维护统治者利益和等级秩序的权宜之计。 其次，管仲宣扬的是“以法治国”，当然地同我们今天高扬的“依法治国”不可同日而语。法律没有笼罩着神圣的光环，而是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