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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科学的倡导与中共创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以《新青年》杂志为宣传阵地，以倡导民主与科学思想为宗旨，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早期许多先进分子对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以民主科学为标准，加以反复实践、争论和比较，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19年7月到1921年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先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这三次论争，其实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在思想文化界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三次论争经过民主与科学标准的辨别，最终使中国早期的先进分子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更加坚信在中国只有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理论上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民主与科学精神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经胡适邀请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用他宣扬的实验主义。杜威是胡适的老师，胡适在美国留学10年，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胡适在文章中重点抨击了王辑唐所说的社会主义。他指出：“近来北京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辑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王辑唐是北洋军阀政客集团安福系的首领之一，由他这样的反动政客来大谈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当然要被胡适嘲笑这是一种“假充时髦的行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胡适抨击王辑唐所谈的“主义”，当然没有错。但他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必须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反对任何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就不对了。他主张用实验、实证的方法去具体的一个一个地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从当时中国的现状来分析，如果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制度，任何的具体社会问题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胡适的极端观点立即遭到有识之士的反驳。蓝公武（笔名“知非”）是《国民公报》的编辑，他在该报转载了胡适的文章，并发表自己写的《问题与主义》，蓝文从多方面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并提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①接着，李大钊也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并公开表明自己“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认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主张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这次论争是建立在民主与科学基础上的论争，论争的双方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次论争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用西方资产阶级改良的办法对中国社会进行逐步改造；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次论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进步社团都对在这次论争中提出的两种不同主张展开了讨论。通过民主讨论，最终使胡适承认，他的言论还有许多待匡正的地方；同时也使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不能在纸上空谈革命理论，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辩证科学的。这场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推动了中国早期许多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去进一步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去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民主与科学精神在社会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共产主义者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等人邀请，在中国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讲演。罗素在讲演时攻击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并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11月6日，曾陪同罗素演讲的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极力吹捧罗素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的主张。1921年2月，梁启超在《改造》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数论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文，对张东荪的观点加以支持、补充和发挥。张东荪和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就是主张劳资协作，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张东荪和梁启超都是中国早期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前后他们支持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然而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就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