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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语境中的经典阐释 摘要：本文对20世纪50-60年代处于政治化语境与文学批评大环境下的莎士比亚研究给予了梳理。这一时间段的中国莎学研究特色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形势有难以拆解的联系，同时也与文学批评的大环境相关。在政治化语境中，莎学研究突出阶级意识，对莎氏和莎作研究多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角度切入。对莎作的阐释受制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思维影响明显，尽管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文本分析的政治化诉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莎士比亚研究;阶级;阶级斗争;中国 莎士比亚研究被称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甚至被誉为学术研究中的奥林匹克。在现代文学、艺术研究领域，莎士比亚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莎作的理解与演出，业已成为国家、民族文学、艺术研究软实力的象征。莎学研究在几代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中国莎学已经成为一支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力军，在文学批评、世界莎学研究上显示出中国莎学研究的实力。但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相一致，与文学研究、批评领域主流话语的走向同构，中国莎学的发展也充满了曲折，受到以政治标准划线等时代语境的干涉，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中国莎学研究受到了极大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莎学研究被政治化的语境所覆盖，而作品的审美研究、艺术呈现方式、艺术特色研究则被遮蔽。因此，对莎学研究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梳理，可以深化我们对政治化语境中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特殊性的认识。 一 话语权左右下的“靶标” 与1949年以前的莎学研究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莎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厚重的成果，但在政治化的语境中，中国的莎学研究较为彻底地摈弃了以西方莎学观点对莎士比亚进行评介，将视角转向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莎学理论资源呈现为遵循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一边倒”的研究局面。与文学研究的环境同步，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形成的主流话语要求莎学研究者的研究，必须将着眼点投射于政治、阶级与阶级分析层面。从事莎学和西方文学教学与研究者要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务必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突出莎作及其人物的阶级属性。要求与国内主流文学话语相一致，莎学研究要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结合起来，因此以阶级、阶级属性划线的研究方法获得了主导的研究地位。我们从其研究范式与结论看，可以感受到苏联文艺中“左”的思想，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对莎学研究的全面影响，而且由于研究的惯性和政治语境的特殊需要，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与“修正主义”苏联关系的恶化而有所减弱。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双百方针受到强烈干扰和冲击。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者由于从事的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显赫的文学家的研究，这批莎学家如孙大雨、孙家琇、吴兴华、袁昌英、林同济、张泗洋、刘炳善等，便因其强调研究的特殊性或由于其在莎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被打成右派。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适应形势，“左”的思想成为文艺政策的指导方针，对包括莎作在内的西方外国文学作品、理论着眼于批判，轻视其经典价值、审美特色和艺术特点，尤其是对一些文艺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如人性、人道主义、写真实、爱情描写、浪漫色彩，甚至现实主义，往往斥责为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横加挑剔，给予猛烈批判。到了60年代前期，在重点、目的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先以“批资”（即批判外国资产阶级文学）为靶标，后以“批修”（即批判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所谓“修正主义”）为重点，强调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使莎学研究沦为了为适应主流意识形态、政策的研究或阶级斗争理论的传声筒。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已经不是探索自身发展规律，而是成为争霸理论话语解释权的宣言，“‘莎士比亚研究’也受到了这种文艺政策的影响，受到政治形式和文艺政策的左右”①。在外国文学批评领域，莎士比亚研究首当其冲地受到波及，成为不断地向“左”的思潮主动靠拢的文学研究。莎学研究必须与政治潮流大方向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化语境中，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外国文学遗产被批评为“对当时社会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不够的”②，为此要在莎作中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为了紧跟时代，这一时期的莎学研究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为楷模，通过对苏联莎学基本观点的学习和模仿，运用于自己的莎学研究中，在研究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采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通过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莎作产生的时代背景、阶级斗争的矛盾冲突上，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莎作中的人物进行分类，以莎剧中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作为判定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的基础，为证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重在强调莎剧对封建势力及资产阶级有选择的揭露与批判，以及证明某些人物历史与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