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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氏兄弟到李欧梵、王德威 程光炜:1956年12月出生,江西省婺源县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文学艺术语言组召集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文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艾青传》、《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的轨迹》等。摘要:本文意在通过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追本溯源,在台湾大学、夏氏兄弟、纯文学立场、感时忧国精神、新的晚清五四观等知识点上,建立前者90年代以来进入大陆学界之历史途径。从而意识到,90年代的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来自对80年代新启蒙论的继承与传递,而且也掺杂了域外海学的诸多因素。而二者知识差异性的比较,也能促使我们对今天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更深的理解。 关键词:台湾大学;学院体制;纯文学;晚清;五四 在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有两股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力量是不能忽视的,一股是来自中国大陆赴美研究者的“再解读”思潮,另一股力量是寓居美国的中国台湾学者夏济安、李欧梵和王德威等人的著作。我觉得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这些台湾赴美学者是如何在异质环境中接过当年大陆“学院派”的学术旗帜,在一个文化沉寂的时代重建大学的“教育空间”和“文化场域”,又是如何在反思激进文化的同时将“纯文学”与“感时忧国”精神加以联系,并通过重审“晚清”与“五四”,最后使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的“挪借”成为了可能。我们在论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再解读”思潮等文章中,曾经对纠缠在其中的冷战、乱离等因素有过叙述,这篇文章即使提到也不再做重复。我以为最直接地催生了这一学术“挪借”潮流的,还是中国大陆30年来“改革开放”所营造的社会与文化的大环境,比如“革命与启蒙”的衰落与“自我叙述”的兴起,比如近年来出现的“学院研究热”,等等。 一从夏济安、台湾大学到美国 台湾学者梅家玲的文章《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对我们了解李欧梵、王德威的“学术渊源”(均为台湾大学外文系出身)并与夏济安的师生关系,进而清晰地勾勒出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来龙去脉有一定的帮助。① 据梅氏介绍,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它原来“重理轻文”的现象非常严重。1949年学年开始,南迁到此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为改变这一局面,大力推进重视文科教育的改革措施,明确大一国文之目的是:一、大一学生能读古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训练写作能力,选定《孟子》、《史记》两书为课本,另选宋以前诗做补充教材,选印《白话文示范》为课外读物。在英文方面,则分别讲授文法和读本。这些措施不仅强调重视人文教育,而且还强调“学贯中西”的办学方针。当年许多北大名师包括傅本人,都亲自担任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的授课工作。 在这种强调学术自由独立,重视人文教育的教学氛围中,夏济安1950年经香港来到台大外文系任教。②这一看似平常的事情中,潜藏着并不平常的文化动因。如果说傅斯年的“振兴文科”只是一种初步规划,那么该校外文系与中文系的相互开课则是对这一宏大目标的大胆推动: 在这一以“学英文”为主要目标的教学设计中,外文系却从1949年秋开始,便商请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为大二学生开授一学年六学分的必修课程“中国文学史”(与中文系大二合班);而素来重视文字、声韵等小学训练的中文系,也在1951年秋,将全年六学分的“英国文学史”列为大三大四生的必修课程,并由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先生授课。两系互以对方“文学史”课程为必修课的规定,前后持续长达十年之久,恰恰贯穿了整个1950年代。③ 在这一“新传统”确立的过程中,夏济安的作用日益凸显,这就是他和刘守宜、吴鲁芹三人创办的学院派色彩浓厚的《文学杂志》。该杂志坚持文学自足性,“在反共文学当道的1950年里,确乎独树一帜,赢得各方肯定,自非偶然。”④另外,中文、外文两系教授台静农、郑骞、叶庆炳、林文月、叶嘉莹、夏济安、吴鲁芹、张沅长、英千里、朱立民,以及任教于师大、东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柏克莱大学的梁实秋、余光中、夏志清、陈世骧等教授,成为该杂志的“主要作者”,将两系合作局面“推向高潮”。夏济安亲自约稿、改稿,原外文系学生、后成为著名作家的陈秀美(陈若曦)、白先勇、王文兴的许多小说,原先不过是当年的课堂习作,后来经过夏济安精心删改之后,才得以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据说夏济安尽管满腹经纶,由于乡音太重,在台大授课效果并不理想,还被学生写信告到系主任英千里那里。但他平易近人,对批改学生作业和文学作品殚精竭力,反而赢得格外尊重,在学生中声名远播。由此,“《文学杂志》本身,已因兼括‘教育空间’与‘文化场域’二者,产生自我交融的特色”,“流风所及,更对其后《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的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