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代的日美关系.docVIP

五、80年代的日美关系80年代是冷战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苏联由于长期积累的矛盾，加上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终于无法支持70年代以来采取的扩张政策，采取了收缩政策，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推行改革，并且试图与美国实现缓和。而美国方面，80年代以后，尤其是里根政府执政时期，虽然一方面对苏联的缓和做出了回应，但是总的来说再次在两极对抗中采取了攻势。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在冷战中的攻势也由此达到了顶峰。这一举动引起了世界的震动特别是西方阵营的紧张，美苏之间对抗加剧，日本在70年代全方位外交的活动空间缩小。在这个情况下，日本调整了外交政策，重点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日本立刻和西方国家一道采取了对苏联的制裁措施，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美国总统卡特在1980年1月发表对苏联的强硬声明，之后，大平正芳首相在施政方针中就明确表示“即使牺牲我国利益也要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且做出了停止进口从伊朗进口石油的举动。这个时期日本试图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成为日本与美国加强政治同盟的内在动力。在日本经济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以后，日本对谋求国际政治地位的愿望空前强烈，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时提出了“第三次开国”的说法，宣称日本要“从被动受益者成为积极创造者”，中曾根首相上任以后也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日本的这种倾向适应了美国的需要。80年代初为了抵制苏联的扩张，美国采取强硬政策，但是美国的优势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在亚洲方面就更加希望日本能帮美国分担亚洲的防务。1982年4月美国副总统布什在访问日本时就说：“随着日本发挥作用的扩大，它的责任也会相应增大”。日本对美国这种要求可以说是心领神会，1983年1月，中曾根首相在访问美国时，就强调日本和美国是“命运共同体”，并且承认这个共同体，包括了军事范围。与里根会谈时，他们强调两国要“最紧密地团结一致”。中曾根和之后的竹下登首相还十分重视同美国总统之间建立私人关系以带动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对日本的这种姿态，美国表示了满意，里根总统曾经说过：两国关系虽然时不是发生摩擦，但是仍然是“美满的婚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日本的在军事上更是有了重大发展。1983年1月，中曾根访美时就提出了日本防务的三大目标：做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控制国内三个海峡、将防卫范围扩大的周边几百海里。1984年，两国签署了《日美联合作战计划》，将日本自卫队的防卫范围超出了日本管理下的范围，扩展到周围数百海里和交通线1000海里的范围。日本的防务费用也逐渐增长，到1987年突破了GDP1%的限制，成为世界军费第三的国家承担的美军军费也从1980年的10亿美圆增加到了23亿美圆。两国的军事合作还包括了技术合作，1983年，两国签署了武器技术转让的备忘录，1987年日本成为第5个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的西方盟国双方还在情报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但是与政治军事上的密切合作相反，80年代以来，两国在经济上的摩擦越来越大。80年代，日本不仅在GDP上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还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却成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两国的贸易不平衡也增大了，1986年日本对美国的顺差达到586亿美圆，比上年增加17.9，被称为是“80年代的珍珠港事件”，1987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所下降，为563亿美圆，但是仍然占了当年美国贸易逆差的1/3，在1992年以前的10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累计达到4440亿美圆。日本的商品对美国市场冲击巨大。到80年代中期，美国的收音机、电视机、收录机、录象机、摩托车、照相机等时常，几乎被日本商品所独占。日本和美国的竞争不仅在一般工业品上，还扩展到了高科技的较量上，很多美国的高科技行业都越来越依靠日本零部件的进口。这种技术上的优势在80年代初就体现了出来，在1980年一份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就说美国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种植园、木材的拖运者、粮食种植者，去换取高技术附加值产品” 。另一份报告则认为，美国至少在7个领域内依靠日本。甚至在特殊电池、半导体、显示屏这些事关现代化高科技武器的重要部分也依赖日本产品。双方贸易纠纷的焦点已经从限制日本部分商品出口，扩大到整个日本市场的开放、技术转让等方面，象整个宏观经济领域和经济结构的纵深发展。这种经济上的摩擦，更是由于经济以及科技、文化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对两国的社会思潮、国民情绪以及一些高层人士都产生了影响。日本方面，希望成为大国的民族情绪日益高涨，1988年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作的《日本可以说不——日美关系的新政策》就是这一情绪的重要表现，该书反对日本对美国的顺从态度，认为日本应该敢对美国说“不”，并且认为日本对美国利益具有重大的牵制作用，有说“不”的资本。该书在出版以后一年中就重印了9次，发行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