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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探析 今年4月28日，是革命先烈李大钊英勇就义90周年。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铭记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者。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不仅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而且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说明，深刻表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阐述，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方向、新道路的探索与思考，这不但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新取向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而且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今天仍然有启迪作用。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李大钊所以能够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取向，能够初步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探讨和思考，形成有实践意义的社会主义观，并不是偶然的。具体地说，其一，是基于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时代意义的正确判断，明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强调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们的态度“唯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①这种对于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表明中国革命已有了新的取向，这是形成他的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前提。其二，基于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只有科学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1919年1月，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②即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他还深刻地指出当时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③形象地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仆关系，引导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其三，基于对中国革命新取向的探索。十月革命爆发时，中国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已在其6年前发生，虽然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的情况反而一天天坏下去。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经过对民主和科学的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于是，开始了对中国革命发展新方向的探索。这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像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人民在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社会指明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取向，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业中，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努力运用新的理论武器，探索和思考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由于他的早期思想就有活躍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能够从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的角度观察历史，敏锐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乃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在这时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的意义。 首先，在比较中正确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之时，各种名目的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李大钊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时，不但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等思潮划清界限，而且比较准确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既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历史的局限性。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分两种，即空想的社会主义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彼之社会主义是属于空想者。但一般人均鄙弃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不能实行之故。至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实行，遂为人所重视。其实不能如是，因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故其关系颇切。” 主张“取其精者，弃其糟糠可矣。”④在这里，“母”与“子”的比喻虽不很精当，但它所包含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是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们知道，当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之后，在大地升起文明曙光的同时，私有制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也开始显现出来。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先进人物苦苦追求和探索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理想，但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