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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阶段与内在脉络 编者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在中国新的社会与文学现实的基础上，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学界提出来的对于中国本土产生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的一种新概括。本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赵炎秋的文章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阶段与内在脉络。文章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以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不同阶段的特点与内涵。刘超的文章亦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几种不同概括和理论表述方式。认为相对而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这一术语更能概括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内涵与特点。刘锋杰的文章则立足微观考察，主要探讨周扬的文艺思想从早期的“特殊规律论”到中晚期的“共同规律论”的发展及其内在原因。作者认为，周扬中晚期尊重“普遍规律”，强调人道主义，既是其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文艺思想发展曲折过程的见证。三篇文章各有自己的特色与见解，希望能够在推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讨论中，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按时序可分为1915—1935年、1935—1976年、1976—、—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习近平。四个阶段的基本指向、主要内涵与特点总体上是一致的，发展的内在脉络具有连续性。但每个阶段又都有不同的特点与侧重。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阶段;内在脉络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6-0034-011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已经走过百年征程，这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15—1935年、1935—1976年、1976—、—。（1）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认真探讨一百多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阶段与内在脉络，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一、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中国人民之所以在20世纪初叶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发展可以上溯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有必要回顾1840年以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的过程。 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中国逐渐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其“坚船利炮”为先导，逐渐侵入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感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方面感到西方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先进，一方面奋起救国，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其主要代表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王国维在20世纪初期陆续发表了《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试图从审美入手，借助文艺的更新重塑国民的精神人格，在理想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建立哲学、文学学科，以无功利的审美主义方法启迪民智，进而改造社会。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试图通过小说界革命达到“新民”的目的，通过“新民”最终实现社会的改造与变革。王国维推崇“审美非功利性”，梁启超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两人都试图通过文学（审美）来影响民众，达到改造、变革社会的目的。但这种主张实际上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忽略了革命实践在改造社会中的根本作用，自然无法取得意想中的成功。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亟须新的变革和新的理论来指引。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在这之前，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时，也零星地介绍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但由于缺乏现实的支撑，马克思主义这时还与其他西方社会思潮混在一起，没有特别被人关注。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威力，将其作为救国救民的不二途径，真诚地接受，系统地宣传、学习。在中国北方，最早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主张中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南方的上海，陈独秀则主编了《新青年》杂志，系统地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