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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幸福变量引入决策 ——对效用最大化法则下个体经济行为的补充 顾明毅 1 原文发表于《商业与经济管理》2009 年 10 月刊，有修订 摘 要: 众多研究发现增加财富并不一定能增加幸福，国外幸福经济学提出改变传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法则，以幸福最大化作为人类行为决策的最终目的。本文分析了幸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理论不同的效用最大化曲线，应用幸福经济学前沿理论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决策提出措施和建议，从而推动个体提升幸福水平。? 关键词: 幸福经济学；效用最大化；非理性决策；幸福效用 一、引言 传统经济学认为，财富的增加能带来效用的增加，也就导向了幸福，经济学多数理论都围绕着帕雷托最优下的效用最大化理论来建立模型，以此指导微观经济及公共经济决策。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个人和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当多个人开始意识到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有时收入增加甚至影响到了家庭乃至个人健康，降低了幸福[1]；近年来，我国政府将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 GDP，调整为包含绿色 GDP、人文 GDP 等非经济数据的综合指标，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这就启发我们进一步认识经济和幸福对人的终极目标的作用。 二、问题的提出 人们为什么从事经济活动，经济学家多半从追逐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寻找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休谟指出，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我们的情欲是劳动的唯一原因（Hume, Moral and Political,1742）。当这一思想被亚当·斯密演绎为市场经济中的人生来就是关心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且形成了“看不见的手”最终促成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论断，就此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石。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中的幸福概念正式被效用（Utility）所取代。按照牛津经济学词典的定义，效用是对物品（Products）和福利（Welfare）的愿望（Desirability）的满足（Satisfaction）。这里的幸福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暗含了这样的假设：满足了物质需求，增加了福利，经济体必然实现幸福。而我们发现，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幸福悖论①。对于微观经济个体，财富在多大程度上给人带来幸福，这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长久以来，传统经济学对效用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物质消费领域。人们将“效用”的最初定义 —— “ 快乐和痛苦加总的心理感受 ” （ Bentham,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9）渐渐淡忘。有形的消费固然重要，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行为经济学诸如“期望效用”、“寄情效用”等无形的效用，有时比物质消费本身给人带来更大的 收稿日期：2009-6-3 作者简介：顾明毅（1979 -），男，江苏阜宁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经济管理博士，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体验经济 ①幸福悖论，即为国家变得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Easterlin,1995） 1 快乐。一旦建立起这样的效用假设：外化于物质财富的幸福偏好（心理感受）与物质财富共同构成了效用，那就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况：一）传统供需理论忽视了心理效用，而心理效用也是构成终极欲望的重要组成，并且在某些时候（特别是物质效用等价的时候）决定了决策的幸福；二）物质财富并非无阻尼转化成效用，提升人们的快乐感受，由于人类普遍的心理感知偏差，物质财富在效用转化中的效率和有效性有待考察。 我们观察经济现象时，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普遍忽视了心理偏好，后者在物质效用最大化的命题之余，掀起了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如何认识并指导行为决策，帮助微观经济个体追求幸福，重新评估经济价值，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推崇理性逻辑演绎方法，弱化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具体的实验方法，因而削弱了对人类行为弱点和思想偏差的研究，这也是导致经济效用至上的自由经济理论放大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三、幸福经济学理论的引入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尼曼（D.Kahneman）教授，以此表彰他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中，特别是侧重研究人在不确定情形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从而标志着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列入经济学理论的殿堂[2]。其突破了经济人完全理性选择和精确计算的假设，将个体行为的利益驱使和心理偏好、价值观、信念等心理因素并列起来研究，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能力。卡尼曼、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一致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可能渐行渐远。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作为与传统经济学的对应，他把这种理论称为幸福经济学 He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