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倾听那些用情至深的人生.docxVIP

曹可凡：倾听那些用情至深的人生 曹可凡曾兩次采访张国荣，都是在1993年。 第一次是在夏天，电影《霸王别姬》得了戛纳金棕榈奖，到上海光明电影院首映。当时，曹可凡刚开始做谈话类节目《名家专列》，得知要采访张国荣，有些紧张。好在张国荣颇放松，一上来就坦承“我很自恋”，两人很快热络起来。“我几乎是由着性子问他。”如今再回看，曹可凡觉得那次采访青涩、粗糙，但恰好给张国荣的孩子气以“撒野”的空间。 第二次是在秋天，他去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风月》剧组探班。拍摄地在江南小镇同里，当天张国荣状态不太好，前后拍了10多条，陈凯歌仍不满意。没过多久，天空下起雨，越下越大，不得不收工。张国荣走到长廊的一处安静地，接受曹可凡的采访，那次采访很深入，结束后仍意犹未尽。两人又到张国荣房间里，继续聊。 不成想10年后，2003年4月1日，张国荣纵身一跃，与世界告别。消息传来时，曹可凡的本能反应是“愚人节玩笑”，消息证实后，一直难以接受，“张国荣说的那些话，和他整个人的状态，好像在我心上抽打了一下。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就在2003年，相声大师马三立、剧作家吴祖光、清史专家朱家潘、文学家施蛰存、表演艺术家英若诚……一批文化艺术大师相继离世。面对他们的离去，曹可凡既痛心又无奈。他开始思考：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在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涤荡后，究竟给21世纪的我们留下了什么？ 之后，他便决定创办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这就是《可凡倾听》，一做就是17年。节目之外，他将与访谈嘉宾的私人记忆，点点滴滴都写了下来。从黄永玉到小野洋子，从蓝天野到常莎娜、从杨振宁到许渊冲……51个人物，20万文字，最终成书《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老先生们像是糖葫芦串儿 “书里写的是我多年接触和交往过的各界大家，和他们的缘分，或深或浅。我想记下一鳞半爪，作为时代记忆的几瓣碎片。”曹可凡说。在那些老先生中，他最先结识的是海派书画大师程十发。 那是1993年，曹可凡跟几个绘画圈的朋友去参加一次画家笔会。程十发当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刚一到场，所有人“哗”地涌了过去，主办方请他在画上题字，一帮人围着看，曹可凡也凑热闹，挤在人群中。程十发一边题字，一边朝曹可凡的方向瞟了一眼，忽然停下笔说：“你……可是曹可凡？”曹可凡一惊，老先生接着说：“《诗与画》节目做得不错，就是你主持时太刻板，像上课一样，不行。形式得改一改。”曹可凡赶忙点头应允。 《诗与画》当时是上海电视台的一档小节目。1989年开播，每天介绍一首诗、鉴赏一幅画，时长10分钟左右。“看似简单，但并不容易。在没有提词器的年代，我每月狂背唐诗宋词，还有一些美术专业术语”。年轻的曹可凡正是因为这个节目成了电视上的“熟脸”。 那次笔会结束后，程十发给曹可凡留了家里地址和电话，并邀请他“有空儿来家玩儿”。后来，曹可凡登门拜访，两人相谈甚欢，成了忘年交。他每周固定去程家两次，陪老人聊天，听他讲自己珍藏的古画，“200多幅名画，唐伯虎、文征明、八大山人等，程老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曹可凡回忆说。 程十发是地道的上海人，交际甚广，剧作家柯灵、文学家施蛰存、京昆大师俞振飞等都和他相熟。在他的引荐下，曹可凡慢慢地融入海派文化圈，成了“老人们的青年朋友”。 “老先生们不好‘伺候，但只要你真正走进他们的圈子，你就会发现，他们就像是‘糖葫芦串儿一股，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你拽住了其中的一颗，便一定能把‘整串拿到手上。”比如，他一直想采访王世襄先生，沟通多次，都被拒绝。有一次，他到北京办事，顺便拜访黄苗子先生，聊到想采访王世襄未果，黄苗子当时就抄起电话，打了过去，一番劝说，采访就成了。 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曹可凡的交友圈越来越大。从上海到北京，到港台，再到国外，叶浅予、丁聪、黄永玉、启功、白先勇、余光中、帕瓦罗蒂等，都成了他倾听的对象。 这些人中，和曹可凡相处最久的是黄永玉。“他是一个蛮疙瘩（上海方言，意为对人、对事挑剔，要求高）的人，爱憎分明，性情中人。”曹可凡记得，黄永玉有一个至交好友殷振家，是一位滑稽戏导演。殷振家病危时，打电话给黄永玉，问他能不能赶来上海见最后一面。黄永玉说：“我最近在北京办画展，很忙的，没办法来看你。你千万不要死，要死也等我来了再死……”最终两人没能见上。殷振家去世后，黄永玉打听了追悼会的时间，从北京飞到上海，直奔火葬场。当时，他不进吊唁厅，径自跑到太平间，绕着老友的遗体转了一圈，就回去了，告别仪式都没参加。 “我和黄老相交20多年，他对我来说，是朋友，亦是人生导师。”曹可凡记得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拜访92岁的黄永玉。当时，先生正在《收获》上连载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有一次事多没来得及写，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