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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笔“写”出的艺术生命 华龙宝的雕塑创作不仅坚持真、善、美的艺术理念，而且追求艺术表现的学术标准，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用雕塑的刀笔写出了作品的艺术生命。 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璞”。我以为这既可表明雕塑艺术的高品位，也提示了中国审美文化中特别强调的“写”的境界。所谓“写”，既有客体对象形神的传写性，即以形写神、写生、写真;更有艺术家主体精神的倾泻性，即写意、写心、写情、写趣。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达到“写”的境界，艺术家必须提升人格境界、见识境界和艺术语言境界。华龙宝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攀登的。 华龙宝多才多艺，既是出色的雕塑家，也是出手不凡的水墨写意画家。早在1981年，我就见过华龙宝创作的雕塑作品《献身真理的人们》，以象征性手法塑造了一群无名烈士形象。那时他还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四年级的学生。其真情与才华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听说他是高邮同乡，毕业后一直在淮安从事高师美术教育工作和创作研究。有时在省美术馆展厅里或会议上相见，他文静而低调，交谈不多。2015年7月回高邮参加朱葵美术馆开馆仪式，见到他塑造的形神兼备的朱葵胸像，又看了他近年出版的图文并茂、别具一格的作品集，不由大为感动，于是欣然命笔。 雕塑家和人物画家一样，以人为本，洞察时代，关注民生，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创作出富于美感且发人深思的作品。华龙宝深知雕塑艺术不仅要表现人的自然形态之美，在表现人性、人类的爱与痛苦、人们对于生命、环境、未来的思考与憧憬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因而他不仅重视拓展题材，而且注重深化内涵。 肖像雕塑在华龙宝作品中比重较大，他善于抓住不同人物的个性、气质和内心世界，予以审美的艺术表现。生活在周恩来的故乡，耳闻目睹，他心潮激荡，多次塑造总理形象。《大写的人》表现晚年周恩来总理鞠躬尽瘁的精神风范，塑像双腿叉开，右手平放胸前，左手自然下垂，表情深沉思索，犹如一棵干瘦而劲挺的大树，令人震撼。《敦煌保护神》以常书鸿怀抱敦煌石窟的奇妙構思，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保护神”的内涵，堪称运用象征性手法的佳作。《白衣圣人吴登云》是为一位扎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生造像，他是我当年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为人憨厚朴实，医学院毕业后远去边陲，几十年如一日地救死扶伤，被当地民众称为“白衣圣人”，成为全国道德楷模。塑像通过眼神、眉宇和面部表情的塑造，表现出他的敦厚、沧桑、亲切、温暖和发自内心的人道情怀。此外，如作家汪曾祺的平和淡泊，画家秦宣夫的睿智渊博，北宋词人秦观的儒雅温婉，清代文字学家王氏父子的端庄深邃，无不表现得恰如其分。 华龙宝有一类主题性、情节性的作品，选择现实生活或历史故事进行创作，往往切中要害，褒贬分明。《四二一合家欢》别致新颖，面对中国人口结构堪忧的现状，他以“叠罗汉”的形式，塑造四位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小孩所构成的金字塔，表面喜气洋洋，但神态中却绽出几许无奈与烦恼。这是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责任感的体现。《最后的航程》更直接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官场腐败，以类似漫画的“漫塑”手法，警告醉生梦死者即将沉舟灭顶。这件作于2001年的作品不啻敲响了贪腐者的丧钟。当然，他也乐于发现并表现百姓生活中的美好，传播奋发向上的正能量。《三个老模范》是一件颇有意味的创作，采取超时空的方式，将白求恩、张思德和老愚公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模范人物组合在一起，运用彩绘、夸张变形，风趣幽默地阐释了重建精神文明大厦的主题。《漂母与韩信》则借用古代知恩图报的故事，以贵为王侯的韩信搀扶步履蹒跚的洗衣妇这一细节，发放出传统美德回归的呼唤。 华龙宝雕塑创作的形式风格丰富多姿，因情造境，因境择法，这得益于他多年的学识积累，对古今中外艺术资源广收博取和融会贯通的不懈追求。他曾经迷恋过古希腊的菲迪亚斯、文艺复兴的米开朗琪罗，近现代的罗丹、享利、摩尔，甚至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构成主义、唯美主义;也时常揣摩中国本土的泥塑、木雕、年画、剪纸等艺术样式。因而他的雕塑语言不拘一格，根据具体情境的需要，或庄重严肃，或幽默诙谐，或浪漫夸张，或写实传神。对中国传统美学写意精神的深入理解，对“似与不似之间”的理想追求，促使他创作出《蒲松龄采风》这样的写意力作。蒲松龄是清代将民间传说升华为文言文短篇小说名著《聊斋志异》的作者，被郭沫若誉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在华龙宝灵动轻松的雕塑刀法处理下，充分显示出儒雅风流而又平易近人的本色，那侧首微笑倾听的神态，似乎骤然停止摇动的芭蕉扇，那种似完成又似未完成的艺术形态，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蒲松龄独特的人格魅力。 雕塑与书、画是姐妹艺术，审美规律相通。近些年来，华龙宝又将他对写意精神的领悟延伸到中国画创作之中，花鸟、山水、人物均有涉猎，入门快而起步高，书法的研习更提升了作品的书写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