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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的政治变迁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看，农民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在任何一个传统国家都存在，而且往往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根基.中国在面对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与农民这一阶级力量有直接关联。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起源》中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民革命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做出过“决定性的贡献”。[-恫时，摩尔也作出一个精辟的论断：农民早晚会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这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如果我们认同中国农民曾经所作的贡献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对于农民来说还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农民会成为摩尔观察视野中的“牺牲品”吗? 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更替。与西方“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既有一般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特点，又具有自身特殊的政治逻辑。从现代化发展的逻辑来看，新中国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相反，恰恰是在小农人口占多数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立起来的。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即其“改造，，的对象，“并不是恩格斯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的小农，而是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起点的全部农业生产者”，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农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主体地位。同时，从现代化转型的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对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更离不开农民这一政治实体的积极参与。纵观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农民经历了一个由主体到边缘再回归主体的曲折过程。 一、现代化初期政治动员下农民主体地位的日渐弱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模式，十年时间里整个经济成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大大前进了一步，可谓是创造了“人间奇迹”。这种赶超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激发群众热情的大规模政治动员下展开的。 所谓政治动员，是指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政治动员方式在革命年代曾经激发过强大的战斗力，当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中的实际决定地位被弱化时，政治动员就逐步上升为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型政党，继续采取战争时期阶级斗争的有效形式.政治动员的对象自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这种发展模式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实际需要出发，集体决策的历史选择。 农民对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我国工业化的起步时期，效仿苏联模式，利用价格机制剥夺农民利益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如建国初期实行了所谓的“统购统销制度”，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低原材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大工业利润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这一点在薄一波的回顾中也有明确说明，“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据有关研究数据显示，从1953-1978年，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给国家积累3917亿元，通过上交税金积累935亿元，两项合计4852亿元，同期。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1732亿元，农民的净贡献为3120亿元。农民用自己的奉献和牺牲支撑了国家的工业化，使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像摩尔所说的那样，“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恰恰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农民是一支重要的支撑性力量，没有农民的参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尽管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直接推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但由于中国采取“先工后农”的发展战略忽视了农业.加之强制性的集体化措施，决定了农民及农业部门对现代化的冷漠态度。罗兹曼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建国初期，农业部门在适应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的最低需要方面已经承受了巨大压力，以致不能依赖它们去继续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和重工业部门的巨大胃口。因此，他认为，来自下层的农村民众实际上对现代化的介入程度并不怎么高。对于一直没有现代化经历的农村来说，农业集体化和各种公社组织并没有立即使城市模式深深地渗透到乡村地区。农村日常生活方式的环境改变很大，但其实质内容却变化很小。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起步的，农民是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农民本身的生活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