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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思想探索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系统赖以存继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说过，“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忠诚心。”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系统运转轴心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系统，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就成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课题。本文试图把改革开放和政治合法性结合起来，认识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创新。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逻辑 李普赛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指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因此，必须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找它的根源。”也就是说，社会变革的转折点源于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则根源于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之中。 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人类在20世纪两大世界性改革中最伟大、最成功的社会变革，其转折点则是“文革”导致的严重政治合法性危机。这一合法性危机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权力方面，面临着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结构方面，面临着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过程方面，面临着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意识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显然，这一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则潜藏于“文革”这一被赋予神圣使命却没能很好地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历史时代主题的现代社会变革中。众所周知，1840年以降的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两大主题，其不仅规定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性质，而且限定了每一个中国政党行为活动的性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完美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成为当之无愧的执政党，具有无可争辩的执政合法性。遗憾的是由于“文革”这一背离社会主义现代化主题的失败实践，不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使“我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也使党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的深渊。在此危急时刻，我们党于1978年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克服合法性危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就成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时代逻辑。 所以，“当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之时，及时发现和提出时代的本质问题，把握时代的新的思想逻辑，是组织和发动千百万群众参与历史创造、加速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伟大的社会变革、成功的改革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这既是实践的规律，也是历史的经验，更是改革开放创新实践的内在需要。 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实践。“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帶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1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变革被人民赋予三大神圣使命和历史重任。本质上，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合法性、人民政权合法性和党的执政合法性。 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其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创新实践不仅开辟了克服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新途径，而且开创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新理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立了中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思想体系包括三大层次、五大内容。 （一）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党的执政三大政治合法性层次 1.社会主义合法性——邓小平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到现代文明时代的一种崭新社会形态，是人类发展史上截至目前最高级的社会。自马克思实现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之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竞争，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替代。从理性主义合法性的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天然合法性，应被广大社会主义信仰者所向往。然而，正义之价值并不是美好之现实。社会主义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一度缺乏对其科学认识，因此也一度出现合法性的危机。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回答的问题。邓小平提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