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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 黄 丽 【摘 要】文章运用保险精算的方法，对广东省中山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山模式具有代内和代际间的双重收入再分配功能；政府对农民应缴保费的按月补贴提高了参保农民的总受益，且更有利于缴费期限较长的年轻一代；缴费基数及增长速度的特殊设计则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中国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具有合理性，但实际运行效果还取决于各地具体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收入再分配效应 政府补贴 中山市 【作 者】黄 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2009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 即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本思路，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并于年内在 10%的县市试点。与原有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模式①不同，此次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了现收现付制（社会统筹）与基金制（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模式，最为突出的是强调政府必须对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进行补贴。那么，上述制度模式选择是否合理？在实际运行中，政府该如何对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补贴？十分有必要选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获人事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课题“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下农户消费信贷决策行为 机制的实证研究”资助。感谢审稿人对本文的建设性意见。 1992 年出台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了完全基金制模式，主要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支持。由于中国农民收入普遍较低，保险费的厘定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使农民无法在年老时获得充分的保障，出现“有保似无”的局面，农民缺乏投保的积极性。 中国人口科学 收入再分配功能是政府介入养老保险业务的主要理由之一①（Diamond，1977），直接体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并决定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政治支持度和可持续性。因此从收入再分配角度评价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合理性是学术界较为常见的分析思路。然而，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制度本身而言，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具有代内和代际间的双重再分配功能（Diamond，1977），完全基金制模式则无论是在代际还是代内都不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封进，2004）。但养老保险制度的特殊设计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也会对上述养老保险模式的再分配功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对于现收现付制而言，当被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与收入相联系，而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却是全社会的平均水平（称为“Beveridgean”制）时，无疑具有代内再分配功能；但如果养老保险费率和养老金均设计为个人收入的一定比率，那么这一制度就不再有代内再分配功能（称为“Bismarckian”制）；对于基金制而言，不但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使基金制具有某种程度的代内再分配功能（Kotlikoff，1998），而且当物价发生非预期的波动时，基金制也会造成老年人与青年人两代之间的收入再分配（Barr，1998）。因此，学者们纷纷对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设计提供科学依据。例如，Feldstein 等（2002）对美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了量化研究，Borelia（2004）估计了意大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国内学者也对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封进，2004；何立新，2007；彭浩然、申曙光，2007），但对中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则严重滞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前仍集中在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的理论探讨方面。近年来部分学者对 2004 年后各地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试点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基本限于各试点模式优缺点的定性总结和制度比较（赵德余，2007等），还没有人对各地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践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量化分析。 中国部分发达地区自 2004 年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陆续启动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如江苏阜宁模式、上海模式、重庆模式、北京大兴模式、中山模式等，但只有北京、中山等少数地区模式的建立原则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完全相同。鉴于中山市的改革启动较早②，到 2008 年底，约有 53.20 万农村户籍人口参保（中山市统计局，2008），占全部应保人口的 80%（《南方日报》，2008），本文选取广东省中山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国务院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表性模式，主要运用保险精算的方法，对该模式的收入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