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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七年文学战争题材的身体书写 2096-8264（2020）04-0049-04 身体研究近年来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形成热潮，这里的“身体”涵括文学、美学、哲学等多种意义，而不仅仅限于生理意义，它是个人与社会、肉体与精神的混合，既抽象又具体。十七年身体研究“思路上往往把‘身体作为一个被政治话语严密规训的客体，却没有注意到身体的主体性及其对‘十七年文学的正面的价值意义”。十七年文学对身体在哲学、美学意义上的多重关照使之不至于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荒芜中太过尴尬。 战争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题材和常见背景之一，身体在战争大环境下所展现出的个体与社会的对抗统一，肉体与精神的研磨生长，人性纯洁与战争残酷的对比，都呈现出别样的美。《洼地上的战役》和《百合花》（以下简称《洼》《花》）都是以战争为背景，对主人公身体进行深刻的书写刻画的优秀作品，作者对身体进行怎样的书写使之从同时期同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为什么最终主人公身体都被给予死亡的结局？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在暗示什么？究其原因而回归创作主体，作家在现实境遇中又有怎样的创作心理？这是本文尝试讨论的问题。 一、塑崇高之身，观浪漫之体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通过这种机制（权力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从而成为“驯顺的”的身体。处在十七年文学政治高压环境下，这两篇小说也打开了主题先行的保险阀，《洼》讲述抗美援朝背景下侦查班小战士王应洪在老班长王顺的帮助引导下成长为一名坚强、优秀的战士，最终在一次俘虏敌人任务中英勇牺牲的故事； 《花》则是讲述在淮海战役中小通讯员送文工团女兵“我”到前沿包扎所，后向新媳妇借被子，后来牺牲在战场上的故事。两篇小说都选择重大意义的战争作为背景，主人公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符合宏大叙事主流话语体系，在这样的情节安排中主人公勇敢、高尚的道德品质得以彰显。 但若细观文本，这两则故事在与同时期同题材作品相比时，仍表现出“反常”之处，那就是宏大叙事下隐秘的情爱叙事。文本中身体始终处于战争宏大社会背景和个人私密感情的双重体系之中，战争在“身体”上寻求表现的是勇敢无畏、忠诚守纪的品质，而感情在“身体”上凝结体现的是作为个体面对两性之间感情的惊慌、甜蜜、腼腆、忐忑的丰富心理和真实人性。 《洼》中的身体书写方式是在典型情境下进行直接描写。对王应洪身体书写集中在他知晓了金圣姬对他的情意和在战场受伤后，当他在班长的质问下明白了金圣姬对自己的感情，心里出现“甜蜜的惊慌”，在金圣姬面前“态度变得生硬”“红着脸像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直到被困敌人阵地想起那个姑娘心中泛起“惊慌的甜蜜”，甚至想象他们一起到了北京； 在战场受伤后“不曾感觉到自己是负伤，充满了胜利的欢乐，无论手和脚都是灵活的”“他用他的负伤的肢体帮着爬”“身上的伤口痛的像火烧一般”，最终被敌人发现后他打完子弹“站起来用他负伤的腿向前奔去”，在敌人中间拉响手雷。而对金圣姬天然的身体书写体现在她的爱情中，当她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王应洪，“一举一动都流露着自自然然”“两只手编着辫子，赤着脚走到踏板边上注视着他”，当为部队演出时“脸上是闪耀着多么辉煌的幸福表情”。 路翎设置“王顺”这一形象关照身体，以第三者的视角审视金圣姬和王应洪的爱情，但这种审视始终带着宠溺和温情。王顺是王应洪的班长，是部队纪律的捍卫者，但他在警告约束王应洪的同时又心存愧疚，“以前黑着良心不同意王应洪恋爱的班长王顺，在死亡随时降临的危险关头，表示了他的忏悔。”他甚至下决心要把王应洪从战场上救回去给金圣姬看看。对于革命年代有违纪律的这一段感情，他是同情且怜悯的。 《花》则通过女兵“我”的眼睛以第一人称叙事，关照社会宏大战争和个人私密感情下两性之间的隐秘心理。文本对小战士的身体和新媳妇面对异性身体前后的态度变化进行重点刻画。小战士是羞涩拘谨的，护送“我”的途中始终与“我”保持几步距离，“我”与他交谈时“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 问新媳妇借被子时又是木讷、执拗的，接过被子时“垂着眼皮”“慌慌张张”，茹志鹃塑造这样一位善良憨实甚至木讷的形象，足以引起读者对他美好青春未来的遐想。与战争残酷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与人之间温情、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美好呈现。正如茹志鹃后来所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新媳妇最初因为被子是新婚做的拒绝借给小战士，后来大方借被子还善意戏谑他，到主动打听他的下落，再到帮助救治伤员擦拭血迹“又羞又怕”，最后得知小战士牺牲后庄严地为他缝衣服并用新被子铺在棺材下。新媳妇从开始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