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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现代化与贵族历史的终结     　　在英国圈地运动、法国1789年三级会议、1848年革命等等欧洲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事件中,世袭贵族往往作为反面形象而出现。然而社会科学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脸谱化叙事,我们可以对这一欧洲政治史上的重要社会群体有着更客观的理解。首先,贵族在欧洲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必然有着反动的意义,他们的行为首先收到具体情境下理性选择因素的制约,而正是这种制约的结果决定了世袭贵族在欧洲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作用。其次,欧洲世袭贵族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应作为案例,进一步证明了现代化的一个原理,即传统和现代并没有完全的分野。现代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历史发展结果,二者之间是一种过渡 的关系。  　　1、贵族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塑造 　　贵族;(Nobility)作为人类社会的长期历史现象,存在于几乎所有文明中。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相比,贵族通过血缘、姓氏等特征保证自身的财富、权力、知识在家族内部继承,而且这一世袭制度普遍得到所在政权的保证。与中国历史上的情形相比,伴随着中世纪开始而出现的欧洲世袭贵族作为制度现象得到了更好的保存。尽管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与深化,欧洲世袭贵族以一种逐渐消亡的趋势仍然持续至今。这些对西方近现代历史而言有着重要意义的贵族,他们的源起、固化以及初步发展基本是与中世纪的历史同步进行的。 　　在中世纪,真正决定这些贵族及其所在领地命运的,不是自身的爵位等级,而是领主对自身地盘的经营,包括由联姻和继承等家族关系所带来的实力变化。法国的安茹伯爵亨利继承了母亲的诺曼底,在家族争斗中继承了外祖父的英王王位,又凭借联姻获得了妻子埃莉诺的阿基坦公国,从而一跃成为法国最大的领主,以及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最大敌人。在一定领地、财力等基础要素的保证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竞争成为了群雄割据的中世纪西欧大陆的主旋律。在国内唯一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朱天飙将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形态,以及各封建邦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解释为欧洲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崛起的基础。这个以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为逻辑终点的欧洲国家间竞争进程,与公元1000年前后现有欧洲各大贵族世系的成型同步产生,持续近千年。以英国历史为例,现任英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世系可追溯至创立于1089年的德国韦廷家族,维多利亚女王的世系可追溯至始于公元九世纪的德国韦尔夫家族。在欧陆的三大王室中,始于987年的法国卡佩王朝是现西班牙王室的祖先,卡佩王朝及其支系则覆盖了除拿破仑之外所有的法国王朝史。德意志第二帝国所在的霍亨索伦王朝可追溯至11世纪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也能追溯到1020年前后。虽然,这些贵族的某些重要人物并不足以概括其本人在世时所在国的发展情况,但至少在民族国家成型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西欧相应国家的象征意义还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近千年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的机制,查尔斯middot;蒂利在其名着《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一书中,指出了强制和资本在欧洲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蒂利将国家看作是运用强制的组织,而资本可以用来购买强制手段,因此本质上也属于强制资源。资本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影响了国家的形成模式。而资本和强制不同的结合,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这个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从西欧封建领主的私人宫廷向现代国家中央政府形态的演变过程。无论是用于邦国间的军事竞争还是用于生活享乐,西欧贵族对于征税永不停歇的追求欧洲民族国家政府机构现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之一。笔者认为,社会科学叙述的历史所要描述的因果机制,其实也是不同的社会势力出于自身的逐利动机的行为对历史造成的影响。 　　这一历史逻辑在整个18世纪直至法国***之前的法国、西班牙两国失败的现代化改革努力中得到了更为细致的描述。根据叶成城与唐世平对具体机制过程的描述,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和财政危机的压力之下,法国和西班牙都尝试恢复中央权威,并向特权阶级征税和紧缩等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和财政三个层面的改革。作为反应,以贵族为主的特权阶级的阻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最终使得法国和西班牙的改革尝试最终都未能成功。具备较强国家能力的法国因为改革引起了以贵族为主的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最终旧制度下的法国在王权和贵族的内耗中爆发***。国家能力较弱的西班牙在贵族的阻挠下,改革措施很快失败,改革者转而将改革的注意力转移对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最终导致了19世纪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崩溃。 　　2、欧洲政治现代化与贵族历史的终结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贵族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无法简单地用传统语汇评价与概括。以伏尔泰为例,***前法国的启蒙思想者们有相当一部分出身贵族,但除了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