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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清真词》对杜诗的接受 《清真词》是周邦彦对前人之大成进行汇集而创作出的作品，在杜诗接受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为宋代词的创作带来了启示。因此，还应加强《清真词》对杜诗的接受研究，以便了解周邦彦学习前人艺术成就的表现，给后人化用作品提供思路。 一、《清真词》及其作者生平 周邦彦字美成，为钱塘人，出身书香门第，曾经家道中落。在史书中，实际并未记载周邦彦的生卒年份，仅记载了其六十六年卒。根据薛瑞生在《周邦彦别传》中的叙述可知，周邦彦曾经在河中府任职，在少年时曾经在长安游历，在河中府时再度游历过长安，并且游历过荆州。在元丰元年，周邦彦进入京都，并在元丰五年进入太学学习，之后因为献出《汴都赋》擢升为太学正，担任寄理县的主簿。在未进入太学前，周邦彦在达官贵人间攀援，结交了一些新党。在《汴都赋》中歌颂太平治绩，终究因为文采可取得到赏识。但从文学角度来看，《汴都赋》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章法技巧上并无新意，仅仅在内容思想上与神宗相合。后音父亲去世，周邦彦北归，经历哲宗即位等事件后，周邦彦在庐州任教授，受到了保守派的排挤打压。直至任满还朝，周邦彦先任职国子主簿，后在河中府任职，多年在京为官，但始终无实权。回归周邦彦的一生，尽管官职变迁与新旧党争有一定关联，但始终未真正深入官场，在诗词创作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非一味趋炎附势。长年经历聚合离散，周邦彦在《清真词》中传递出了倦怠之感，如在《蓦山溪》中直接写到“倦追寻”，传递出了作者漂泊无依的内心情感。 二、《清真集》与《少陵诗》的渊源 作为宋词坛大家，周邦彦的词集《清真集》艺术风格独特，善于对前代优秀文化成果进行继承，对杜诗拥有鲜明接受倾向。《清真词》的创作，与作者受社会、时代等因素影响密切相关，能够反映出当时作者期待视野，体现由诗到词的继承关系。结合周邦彦的生平可知，其用于与杜甫相似的官场经历，使得周邦彦在词中对杜甫“忠君”、“爱国”等思想进行了继承，同样也表达了志向无处寄托的文人情感。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少年应举不第，游历吴越等地，直至向皇帝献赋得到贵人青睐，但在官场一直郁郁不得志，最终在目睹上层社会糜烂后弃官入川。在当时社会，杜甫一直名声不显，诗歌却被保留下来，在宋代广泛传诵，被推上“诗史”的地位。因此在宋代，送人多欣赏杜诗艺术，因为作品思想与宋代思想文化核心相通。在这一背景下，拥有相似经历的周邦彦同样对杜诗进行了接受与化用，体现了当时社会“千家注杜”的盛况。在《清真词》中，周邦彦化用唐诗共涉及177名诗人，而化用唐诗最多的诗人就是杜甫，数量达到了107首，相较于排名第二的白居易多了50首。由此可见，周邦彦在《清真词》中对杜诗的接受程度。 从唐朝中期开始，词开始与诗歌交互发展，直至宋代词体发展大道鼎盛阶段，依然需要依靠诗的助力。所以在唐诗与宋词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为宋人作词化用唐诗奠定了基础。周邦彦热衷于化用杜甫诗，与《清真词》与《少陵诗》的深刻渊源有关。在少年时期，周邦彦的作品未能达到上乘水平，直至中年作品风格接近杜甫后，境况才有所改变。因此周邦彦化用的杜甫诗最多，手法也最丰富。在《词辨·自序》中曾经提到，“余不喜清真，而《董》晋卿推其沉著拗怒，比之少陵”，从中能够窥探《清真词》与《少陵诗》的关联。从对《清真词》的评价来看，正是由于周邦彦在后期创作中接近杜甫诗，才使其逐步扭转了评价低的局面。而不仅仅是整体面貌上与杜甫诗接近，在创作上周邦彦也对杜诗进行了描摹。清代陈延焯在研究《清真词》作法时提到，其章法着力于《沉郁顿挫》，采用了与杜甫诗相通的蓄势待发和循环往复章法。在诗律方面，杜甫强调“遣词必中律”，周邦彦在创作后期开始做到“诗律莫细乎杜，词律莫细乎周”。无论是在炼字风格还是格律等方面，从周邦彦《清真词》中都能对杜甫诗的面貌进行概览。 三、《清真词》对杜诗的接受分析 1、对风格的接受 《清真词》呈现出的沉郁顿挫词风，正来自于杜诗。在《论清真词》中，叶嘉莹指出《清真词》为词中老杜，指的是其技法或写作功力，而并非内容意境。因为在《清真词》中内容主要为怨别相思，无法与杜诗忧国忧民相比，但词境透露出的沉郁和结构上的顿挫却能体现杜诗的风格。创作内容不同，与作者经历差异相关，不同于杜甫经历家国存亡，周邦彦经历的是党派倾轧，但是在风格上却都体现出了沉郁特征。不同于诗，词的创作沉郁需要做到意在笔先。在周邦彦创作的《齐天乐》中的“暮雨生寒”就与杜诗《雨》中“凄凄生余寒”拥有相近结构与意境，能够通过寥寥几笔勾画出的冬日暮景传递悲哀、孤独感受，抒发沉郁之情。词的顿挫需要做到似断实连，人为地将句子转折错开，以便充分抒发积淀深厚的情感，如在《瑞龙吟·春词》中的“伤离意绪”就体现了这一宗旨，先前指明“章台路”，之后却未描写景物，而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