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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小说中的母性书写意蕴 传统概念中，母性身份多是在纲常伦理下被建构出来的“他者”，并在家庭范畴中出现直接的指代性意味：女性=母性=家庭2。女性的母性身份被剥离出主体性之外，仅成为家庭伦理化下具有普遍性意味的存在。 萧红小说中同时存在着对传统母性身份的延续性、发展性和颠覆性书写，将母性形象放置在传统话语范畴之下，以其在性别权力话语下的自我表现和内在生命经验为切入点展开自己的母性书写，直达母性麻木、畸形形象的文化寓意，完成整体社会观照。 一、丧失主体性的母性形象：延续性书写 在《生死场》中，萧红多处将人与动物同置，进行一种超人性和超性别视点的书写。萧红从女性性别经验出发上升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层面，揭示出较为宽泛的生存寓意：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52 “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天渐亮了。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里。”53 母性身份的确立是潜在母性（女儿身份）发展成具体母性（母亲身份）的过程，婚姻和生育各自起着名义身份认证和实际身份认证的作用。萧红将人与动物的生产联结起来，疼痛与潜在死亡使得人的生育丧失了愉悦的情感体验和为母的认知，仅隐约彰显出动物的繁衍本能与传宗接代的伦理要求。为人为母自觉性的丧失让生育这一母性身份的实际认证被动物本能化，并以男女都处在对“生死轮回”的无知状态来道出人生存的极致悲哀和苦痛，流露着“对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灵魂的皈依”106。在细处，萧红的笔墨更多放在为母的女性个体身上，通过母性的缺失来影射这种宏大书写。 “一个孩子三岁了，我把她摔死……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孩子死，不算一回事……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8-9 王婆母性意识的缺乏是建立在生存危机之上的，只有等到粮食丰裕、生存境地良好的时候，王婆才会想起死去的女儿。但物质因素的匮乏不能掩盖王婆母性自觉意识的缺失，王婆送老马走进屠场的不忍和悲痛与这段自白形成对比。王婆对动物的关怀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对亲人的怜爱，王婆不是在“生死轮回”中麻痹了人性，她只是缺乏母性身份的自觉。 萧红对这类母性形象进行塑造时有承续性也有超越性。承续性体现在对传统夫权话语建构的挖掘;超越性表露在摆脱外部权力建构的批判描写而着眼于女性自身的接纳过程，并以一种关注整个生存境地的眼光来书写。在《刑罚的日子》中，萧红描写五姑姑姐姐的丈夫对妻子的残暴行为，五姑姑姐姐“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53-54。主体性缺失的母性形象不是体会不到权力施加的痕迹，只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庙上娘娘因传说故事受到女性的生育崇拜，但除去世人求子之愿后，娘娘像世人一样，逃不出传统“男尊女卑”的藩篱。“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57成为女性对自己在夫权话语下处境的自慰，对娘娘的戏谑心态表露出对自身“他者”身份的接纳与自觉。娘娘的遭遇不单是作为孤立的母性形象存在，而且预示了主体性丧失的母性实体无法摆脱的传统命运。 二、具有反面特征的母性形象：发展性与颠覆性书写 与主体性缺失的母性形象书写不同，萧红对具有反面特征的母性形象的书写颠覆了夫权话语规训下的“慈母”形象，将笔触抵达畸形内心和荒诞人性。这一母性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与张爱玲的“恶母”书写有着相似性，但萧红的书写更囿于传统家庭权力意识之下，缺乏一定的都市病态心理观照。 “那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虽然說我打的狠了一点……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全身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清给她擦上了。”121-122 萧红在此将施暴者形象从男性发展为女性同类。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施暴在自身看来是家庭权力的合理行使，是“管教”行为，但仅从家庭权力的角度去阐释这种施暴现象并未触及母性的心理情结。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母亲的受虐——施虐狂心理进行分析，认为“因为早年的家庭生活带来了精神上的深刻创伤，她们抚养孩子时，以情结和受挫的形式作为交流的方式，并且这一不幸的锁链将永远延续下去。”204婆婆的施暴行为或多或少是在她作为“女儿”身份的原生家庭中生成的，婆婆对施暴者身份的无意识心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自身以往的被施暴身份的接纳，是对传统话语的顺从。 小团圆媳妇的死不单是暴力导致的，闲言碎语、“跳大神”和各种“偏方”带来的精神恐惧远大于肉体伤害，而给予这些精神抨击的人是“好心”的街坊邻居，譬如周三奶奶、杨老太太。此类形象具有一些共性：一是都具有母性身份，母性身份的拥有是一系列行为的前提;二是都表现出无意识的压迫感，小团圆媳妇最初的被施暴就是在这些人的闲言碎语中展开的，周三奶奶们的言语与行为实质上与婆婆的打骂无异。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