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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绣像蕴含的叙事功能探讨    　　本文拟对中国古代小说绣像所可能蕴含的叙事功能作一定程度的探讨。 　　问题的展开，基于如下两点逻辑预设： 第一，古代小说之叙事非特以文本正文为作为唯一媒介，在具体的一部小说中，小说版本中的非正文;部分亦可能对小说叙事行为和表达效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小说史上形式纷纭的图文本;评点本;增评加图本;颇值得我们在叙事研究角度予以高度重视，同一种小说加以不同的绣像与评点，极有可能使得不同版本之间常常表现出大相径庭的旨趣与风貌，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到小说的立意、叙述重心乃至价值取向，这无疑将对小说的叙事行为和结果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因而在我们对图文本;评点本;小说进行叙事分析时，似乎可以尝试跳出研究惯例，从小说整体形态入手分析文本正文、绣像、评点三者所产生的合力;效果，而不是一味将眼光拘于小说正文之一堣。第二，从小说绣像的发展实际来看，中国古代的小说绣像从未独立地承担叙事任务，同时也无法完整地对情节进行再现，因而笔者并不完全认同小说绣像具备完全的叙事功能，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叙事的干预者。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固然可以依托西方图像学中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将绣像视为空间的时间化;来加以考量①，又或是从叙事的停顿;语---图互文;等角度入手对小说绣像加以叙事学的观照②，这些方法无疑都是解读图像叙事的有益途径，然而就在我们不断从诸如此类的西律;中探寻理论支撑点的同时，却又不免常常陷入这样的自省： 这些通过学理和逻辑抽绎出的通性之真实;究竟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客观实际，亦或只是依照既有理论过度解读形成的镜像;? 　　困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我们过于高估这些预设;的理论在历史境遇中的真实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我们对本土;的历史情境与客观事实并未做过深入的调查。在此，笔者无意于否认图像学、叙事学理论在解释图像叙事;这一论题时所具备的普适性，但同时又不得不对以既有理论为起点来研究小说绣像的研究思路略有困惑，笔者认为，与其本末倒置地从既有理论中追认绣像叙事功能的可解释性，毋宁从小说史实际着手，以图文关系、图绘内容为中心，以绣像干预叙事的具体方式为突破口展开对中国古代小说图像叙事内在机制的考察。 　　如果我们能兼顾口头及书面这两种叙事方式的话，那么直至晚清，图像对通俗小说叙事的干预至少有如下四种方式： 　　其一，作为说唱伎艺的道具。说唱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重要形式，而图像参与说唱的情况至迟则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时的转变;.孙楷第、胡士莹、白化文、程毅中等诸多学者都曾对此类看图讲唱的民间伎艺形式做过周密详细的分析，极具开创意义。而转变;之后中国看图讲唱情况，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绘画叙事及其起源研究》一书所论颇广，他对 8 世纪直至 20 世纪中国看图讲故事;的情况进行了历时的梳理，同时参照其它国家看图讲故事;的情况以反观中国的情形，并由此推断中国的看图讲故事;有着相应的印度起源①。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他所发掘出来的材料确实是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视野。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发现的关于此类用图说唱的表演记录委实太少，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全面、细致了解类似表演的规仪与程式，仅就已知资料而言，图像在口头叙事中所具备的功能不外二种： 一为叙事之辅，二为叙事之本。前者以变文的演出为例。变文演出之制，今天虽不能全部了解清楚，但从现存变文文本来看，我们却也大致能从中得出一些细微却重要的线索。 　　白化文先生在《什么是变文》一文中曾对变文中说白与唱词之间类似看处;看处，若为陈说;这类惯用句式予以关注，并指出这类惯用句式都是用来向听众标识即将由白转唱，并有指点听众在听的同时lsquo;看rsquo;的意图。由此可以推论出，变文是配合变相图演出的，大致是边说唱边引导观众看图画。②;《汉将王陵变》在首段说白与唱词之间直接涉及到图像的信息从此一铺，便是变初③;（ 铺;用以指代图像） ,《王昭君变文》中的一段唱词结束后，更是出现了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④这类具备一定图像换场动作的句式。从这些线索中，我们大体能了解到这些参与口头叙事的图像所起到的功能，在变文表演的一般过程中，大概是先念说白，然后提示接受者观看图像并辅之以唱词，一段终了，可能另行换置图像，从而进行另一段故事。依据现存的《降魔变文》丁卷（ Pel. chin. 4524）来看，这种图像所绘制的内容，应该是每节故事中最具张力的片段，故而对于这种说、唱、图三位一体的讲唱伎艺本身而言，此类直观化的图像无疑能为讲唱过程平添生动的色彩，就功能而言，它无法替代变相表演中说与唱，正如胡士莹先生所指出的在表演时，仍以文为主，图为辅⑤;.后者我们以梅维恒曾经关注过的《说岳全传》第五十六回述往事王佐献图;一节为例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