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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化认同的时代文化坐标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世俗之间的交融、交锋使人们在思想上感到困惑和迷茫，在行为选择和价值评价上无所适从，加深了对“我/我们是谁”文化认同问题的探讨和追问。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当下的时空坐标，从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和时代所处的空间维度所共同构筑的文化场域中来把握。 一、认同 在英语中，“认同”对应的词为identity，该词同时还有“身份”的含义。在汉语中，“认同”与“身份”有着一定差别。身份是一个名词，而认同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功能。身份是主体对自身角色、地位、文化层次、种族、职业、以及与他人和群体的关系的一种客观描述，而认同则是主体对自身角色、地位以及关系的认知和肯定。从identity的词源来看，它源自拉丁语idem，意为“相同”。事物之间都存在着各种相同或不同的联系，认同就是对事物之间共同性的确认。在各种联系中，认同总是将“他者”作为参照对象，并将差异性和相似性作为比较的参照标准。认同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我是谁”，这是对自我个体身份的反观和追问，二是“我们是谁”，即归属于哪个群体，是对群体身份的辨识和趋同。认同的目的就是确认个人身份，并使个人身份趋向中心，防止被边缘化。认同既包括主体对“我/我们认为我/我们是谁”的心理认知，也包括主体在与他人或群体的交往中“我/我们）的行为显示我/我们是谁”的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根据主体的认知和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认同既是心理过程也是实践过程，它是在主体进行自我反思和确认，以及与个体或群体的交往和互动关系中不断形成和建构的，并将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而改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二、文化认同 探讨研究文化认同问题，有必要首先对文化的概念、内涵等做出基本的描述和阐释。在古代汉语中，自西汉起将“文”“化”相连合为一词使用。刘向《说苑·指武》有“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代《补亡诗·由仪》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指的都是“以文教化”，是对人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后来引申为识文断字或读书的能力。在西方，十七世纪德国学者普芬道夫首次提出“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认为文化是由人类所创造的事物以及依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事物的总和。 19世纪中叶以后，文化人类学兴起，对文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1871年，英国人类文化学者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美国人类学者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对其概念和定义的评述》中总结分析了160多种文化定义，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化包括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和传播，并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其核心部分是传统观念，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以上两种定义流传深远、影响广泛。在中国，直到19世纪，随着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文化”一词的含义才出现了新的内容，并逐渐归纳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每个人都在文化的浸染中生存和发展，文化属性是每个个体或群体的最基本的特征，因而对文化认同的建构、文化身份的塑造等问题的研究就变得极为重要，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传统社会原有的较为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被打破，资本、人员、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剧烈改变，个体或群体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去面对越来越多的“他者”。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主体须要不断区分自我与他者，不断地追寻自我根源、追问自我身份，以此来确认“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由此产生了认同。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种族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等不同类型的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核心。这是因为个体或群体对民族、社会、自我的认同都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包含着文化认同的内容，即使是种族、肤色、血统等生理要素，依然具有文化属性;同时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地位、关系等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中才有意义。文化认同就是对个体同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文化共同性的确认，并对某一特定文化或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文化认同的依据则是“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三、文化认同的时代文化坐标 “我是谁”的文化认同问题，既要置于“中国-世界”的共时关系中，也要置于“当下-历史”的历史變化中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文化场域是由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和时代所处的空间维度共同构筑的。“一个时代文化的内部坐标通常隐含了纵横两轴。纵轴来自传统的继承……在时代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