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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入政：北洋六镇崛起与清末政局 1895年8月2日，一位30来岁的中年人兴冲冲地走出了紫禁城。当天上午，他蒙受光绪皇帝召见，畅言练兵自强事宜。皇帝对其主张深为赞赏，命他将设想条陈上奏。20日后，此人递上了洋洋洒洒长达*****多字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从十二个方面具体论述了甲午战后清廷军事改革的诸多事项。综合而言，其主张大致涵括： 一、眼下湘淮军“承平日久，暮气浸深，今之勇营，亦犹昔之绿兵也”，“为今之计，必经亟设新练军营，另立规制，参用西法，庶可巩边陲。” 二、关于练兵方略，建议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同时“简派明练时务之知兵大员予以督练之任”，而不将大权交由外人，避免军权旁落。 三、“兵之有律，犹纲之有纲，决无纪律不明而能制胜者也。”因此军纪必须严格。 四、鉴于“旧制将勇，薪饷较少，故弊端丛生，虽峻法不能止之”的现状，故必须优给薪饷，且设立专门机构加以落实。 五、从来千军易集，一将难求。清廷“现有诸统帅，大都起身卒伍，素不解书，年壮时欣羡名利，承人指示，恃血气之勇，偶得显宦，甚至有未曾经战以附保钻营并得身膺间帅者。迨逸久年高，精力既衰，即昔时血气之勇已早消磨，所与者惟利欲熏心油滑耳。”培养新式将领迫在眉睫，且必须经由正规军事学堂或国外留学来塑造。 六、仿照西方募兵制，对应募兵丁限以一定的条件，“如身长须若干尺，力量需若干大，每时行走需若干里，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为止”，杜绝街市游手好闲之辈和油滑的游兵散勇。 七、思想教育也是练兵的重要内容，应大加重视，“宜每日下晚操毕，集将弃另一处，明国卫民亲上死长之义”，以期激扬忠君爱国之士气。 八、武器装备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练兵器械必求其精。”并要加大对先进科技的引入，如德律风、照远灯、千里镜等，力求装备整体现代化。 手捧此条陈，慈禧、光绪二位最高领导心中甚喜，对这个中年人印象极好，于是派其到督办军务处差委，参与清末军改。 通观此文，对于清末军改的设计，堪称全面、周到、新颖，其中大多数主张都在日后开展中予以实施，评价其发清末练兵之先声，似不过分。这位万言书的作者，就是北洋六镇之父：袁世凯。当然，恐怕谁也没料到，两宫的这次任命，不单单改变了清末的军事格局，甚至致使日后的政治版图重组。 “于兵事最为相宜” 袁世凯得以参与练兵大计，可不仅仅是讨了太后、皇帝欢心这般简单。仔细梳理，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于一体，得其所愿，更如他人所愿。 所谓天时，便是甲午后的军事残局。 彼时朝野诸人笔下的巨大“槽点”，即湘淮兵勇不可恃，他们“万不可用也，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况功名已成，习气已成，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 于此大背景下，清廷改制督办军务处，先负责裁撤湘淮兵勇、编练新军，后徐图国防建设、军工企业乃至交通配套等相关规划、产业的发展。按照学者马忠文先生的考察，“督办处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属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部分职能，扮演了统筹新政的特殊角色。” 而总其成者，正是此际得宠的大臣荣禄。荣禄掌控军务，其实隐然秉承皇族扭转平定太平天国以来汉族督抚把持军政、重新收拢军权的意图。这势必会引发央地关系、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 然而，数来数去，能够担当替朝廷练兵之辈，满蒙宗亲中却始终不得人选，所以清廷到头来还是要依仗汉人来创建新军，前有胡燏棻，后便是袁世凯。 谈到地利，可分两头讲起，一是袁世凯之阅历，二是袁世凯之处境。 对于军事，袁氏并不陌生，且自小“尤好读兵书，乃昼习词章，夜究兵书”，具有一定的天赋。 驻扎朝鲜期间，袁世凯在大大小小多次政治风波中锤炼了个人的实战与应变能力，王伯恭在其《蜷庐随笔》中写道：“其为朝鲜练兵，则以战事之后，朝鲜人仍以刀架对敌，慰亭讽国王以讲求武备。于是王以五百人属其督练。慰亭欣然受命，延一王姓，新自德国归国为之教习，终日在大院中排班进退……教练甫半月，慰亭请国王及吴帅阅练，居然可观。国王大悦。吴帅赏战衣人各一袭，于是慰亭有能军名，国王且咨合肥，请其才可独当一面云。”这种独当一面与临阵对敌的丰富经历，恐怕是国内很多高级将领都未必具备的。 然而，昔年在朝鲜风光无限的袁世凯，终因甲午战事失去了驰骋的平台。所以他潜回国内，四处奔走，谋求新的机会。 袁世凯的交际能力令人叹服，其很快便与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熟络起来，另外接通天线。比如时任督办军务大臣的翁同龢，初见小袁，颇感其“开展而欠诚实”。顶不住袁世凯三天两头串门汇报，翁师傅很快就改变了观点，认为他“家世将才、娴习兵略”，“此人不滑，可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