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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2X年3月，习近平主席应邀正式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展开国事访问，开启大国外交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法国总理马克龙时指出：中方一如既往支持欧洲区域一体化建设，希望与法国在联合国事务、世贸组织改革、气候变化等国际重大问题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纵观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外交大事件，均充分体现着中国的大国外交情怀与不断发展完善的全球治理观。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figcaption /figure 一、全球治理转型：基于国际秩序演变 世界秩序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剧变，而国际秩序的剧变通常伴随着权力、问题与范式的转移，随之带动全球治理范式的转型。冷战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进程，全球治理成为大国重要使命。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催生力量，中国崛起也成为全球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议题，同时彰显出国际秩序演变的三个重要特征。 1.超越霸权，大国合作，多重力量并存发展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综合国力、权力水平和意志力方面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保持一定程度的“霸权”地位。这一时期其他国家在全球治理层面话语权缺失现象较为严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崛起，从软实力、双边关系、区域合作等多方面对美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各国开始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求，重新审视“霸权”与“均势”，积极倡导多极化平衡。非政府组织兴起，地区主义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开始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参与国际政治，小国集团化成为制衡“霸权”“强国”的新兴力量。 2.相互依赖加深，竞争与合作并存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经济合作和技术互动日益频繁，推动各国参与跨国事务，各国的开放度显著提高，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也在加深，“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基于地缘因素建立的自然贸易区的地区作用也日渐突出。从另一角度讲，全球化本质上是矛盾的统一体，各独立行为体因目标与利益的不同，产生竞争、干涉、矛盾、冲突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全球化在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区域的矛盾，带来竞争，甚至分裂。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中美间的大国竞争，国内外有学者将新时期的中美国力竞争类比于战后的美苏冷战，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国力竞逐至少有以下两点不同于美苏对峙：一方面，中国是新兴大国，本着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治理观，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与美国一争高下或相对抗的胜负欲;二是冷战时期，美苏背后均有对应的阵营，而中国没有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国家建立军事联盟。 在传统安全威胁日渐减弱的现在，虽然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间军备竞赛，但国家间的“软实力”竞争占据重要地位，区域一体化与互利共赢是发展大趋势，和平与发展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基本目标。以中美关系为例，虽然近年来，中美关系在某些领域存在较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以贸易摩擦形式表现在微观经济层面。但是相对于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与最重要的两个权力行为体，两国间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共同利益與合作需求，这意味着中美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深于其矛盾程度，两国关系走向仍以和平、合作为主。 3.非传统安全威胁加重 冷战后传统的安全威胁逐渐减弱，新的国际秩序下的全球治理需求导向是和平、安全和发展。新国际关系体系建立后，全球资源相互渗透，这也意味着问题与冲突的相互渗透，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较之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定义不是非常明确，但二者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方面是主体不同，传统安全主要针对“国家”主体间的安全互动，被威胁主体侧重于“国家”，非传统安全主要针对跨国层面的安全隐患，被威胁主体侧重于“人”。另一方面，内容不同。传统安全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军事冲突上，而非传统安全则侧重于内部安全威胁，如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多种跨国犯罪、防疫保健、国际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同样，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大数据时代也已到来，信息安全、隐私安全成为“安全”这一概念的新内容，也是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沿革与阶段性目标 古代中国受地缘因素影响，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地区秩序，直到19世纪前，传统中国政治、经济政策仍趋向于封闭。新中国外交经历了冷战时期向苏一边倒、着眼第三世界、和平崛起等过程，也曾作为战胜国尝试参与共同创建战后新国际秩序，但是因综合国力等原因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但外交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与调整，正逐渐趋于完善。 1.发展沿革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原则为中国外交理念提供思想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于对国际社会后现代结构的实际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