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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的文化与文化安全 冷战结束后，国家体系中的安全问题以及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趋向多元化。由于文化因素对政治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世界格局中的国家安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文化”这个词以压倒一切之势引导着国际关系、安全研究和国际经济的研究。国际政治领域中文化研究的范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西方逐渐地进入到更多的国家，这种范式也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出不同的理念。在国家安全建构中，中西方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文化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一、西方视野中关于国家安全的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与“安全”这两个词的不同的理解，势必会使在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西方研究文化对国际政治、安全的影响较早。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从文化角度考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通过比较宗教学的研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理性化”的进程从而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得出了宗教观念是社会秩序和制度构成的动力因素的结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Cramsci)致力于阐发一些能使我们理解20世纪政治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变迁的概念，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思考，进而去考察一个整体范围内的社会集团以及它们的观念和文化意义的关系。除此之外，马克思(Marx)、托克维尔(Tocqueville)、洛克(Locke)等都对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做过论述，这些思想无疑为西方国家安全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战以来一直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国际安全环境相对缓和，一时陷入了“失语”状态，造成了“范式的真空”，激起国际政治理论“主义”之间的争鸣。“主义”在争鸣与融合中发展。随着文化地位的上升，文化问题的敏感性大大加强。西方把文化研究的范式引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中。综合来看，西方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了国家安全的文化：1．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研究文化的本质、原因和结果。这些概念与基本原理是在安全体系中对文化因素进行研究时，必然要涉及的内容，所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在不同论著中都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如费格森(Yde HFerguson)和曼斯巴奇(Richard W．Mansbach)的《国家、概念的纷乱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的《文化政治学：阶级、性别、种族与后现代世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的本质、规范等进行了思考。2．文化对国家安全战略决策的作用。决策的产生不只是一个以客观物质环境为归依的理性取向，而且也是决策者受文化传统、历史因素影响之下的行为体现。他们特别对军事战略决策和大国不同战略决策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剖析。如科林·格雷(Gray．Colin)的《策略研究与公共政策》、亚当·伯茨曼(AddaBozeman)的《外国决策的文化背景》等研究了文化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3.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研究文化规范及组织文化对国际安全的作用(包括限制作用和建构作用)。如罗伯特·B．J．沃克(Robert B.J. Walker)的《内与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彼得，卡赞斯坦等(Peter Katzenstein，ed．)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的规范和认同》等运用文化认同原理分析指出国家的安全环境不仅依赖于物质内容，也深受文化和制度内容的影响。他们运用大量案例进行分析，不仅探讨了决策中的文化、制度背景，而且集中讨论国家、种族的认同对决策的影响。4．研究了组织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如沙因(schein)的《组织文化与领导》、勒格罗(Legro)的《战火下的合作》等。沙因认为，组织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学到的一系列共享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可以解决这一群体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的问题，并且由于它行之有效，所以被大家认为是合理的。因此，这些基本理念就被传授给新的群体成员，使他们对相关问题形成正确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方式。勒格罗认为国家军事行动是由决策者和政治精英的集体信念(战略文化)以及军队指挥官(组织文化)塑造的，强调单位层次的文化因素对行为体以及行为产生的重要意义。5．在国际安全体系中对全球文化进行研究。倡导全球范围内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的文章比较多，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罗斯诺的《世界混乱：变革与延续的理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在广义上都属于这个研究范围。他们划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是用政治、经济体制或者发展水平等传统标准，而是用文化和文明作为依据，甚至认为新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 亨廷顿虽揭示了未来社会可能的冲突根源——文化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