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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自由主义外交中的对外干预 在对外干预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的反对对外干预，20世纪前半期的有限干预到冷战时代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演变。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既出于权力与利益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又出于美国独特的以自由为核心的理理想政治的思想。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需要、输出民主的理想和可承受的低代价预期构成当前和今后决定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三大要素。 一、美国对外干预的动机 塑造和指导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价值观和传统是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确立自由主义。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主要有两个主要动机：第一是为了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及谋求霸权的现实政治，第二是为了推广和促进美国人珍视的价值观的理想政治。 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出于现实政治的干预追求的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可能是为了推翻被认为威胁美国安全的外国政府、保卫美国在海外的经济与文化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提高美国的荣耀。而出于理想政治的干预是基于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美国例外的思想，其目标是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是笼统地在国外捍卫自由民主的原则，也可能是谋求以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改造国际秩序，在冷战时期则更多表现在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美国实施的理想政治的干预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干预，它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动机的塑造。纯粹基于理想政治的干预较少，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干涉的动机是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兼而有之。 在言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频繁和坚定地把捍卫自由理想作为实施对外干预，甚至整个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自由主义实际上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关于干预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路线图，通过在被干预国家进行“国家建设”，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并最终促进美国的安全与利益。这里所谓的“国家建设”是指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新兴国家在心理和政治层面建立国家认同、确立公民身份和实现国家整合，从而完成从原殖民地和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国家建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这些国家在美国指导下的“国家建设”的成功不仅将从根本上消除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证明和提高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感召力，从而在与苏联和其他激进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占据上风，而且这些国家选择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也会从根本上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 二、美国对外干预的策略 1、美国历史上对外干预战略的表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贯穿着美国外交的整个历史，但在美国外交的不同阶段，面对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冲突，外交政策和方针总是适当变通，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目的。美国人对自己独特身份的定位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宗教和道德优越感使美国人自认为是世界自由的塔尖,有义务有责任去解救陷入专制和黑暗的其他地区的民众。一战中，美国试图以理想主义代替欧洲的强权政治; 二战中，美国试图使世界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奴役并建立一个以“四大自由”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在战后美国屡次对外干涉行动中, 目的是保卫自由世界免受集权主义的统治。同时，美国历届总统的执政过程中总是不断唤起这种责任意识。 一战后，随着美国国力的提升,美国总统威尔逊则公然开始宣称只有美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也说:“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美国给予善意、力量和英明的领导。”肯尼迪总统则称:“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间,保护自由的责任则完全放在我们国家身上。”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纪念日也曾说道:“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成就已经把捍卫世界自由的主要责任赋予了我们。”这种传教士般的心态赋予美国人精神动力的同时也占据着道德的高地,总以为“美国的事业是高尚的,它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愿望是好的”。 九一一之后，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主要目标既不是冷战时期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也不是后冷战后初期的制止地区冲突、拯救人道主义灾难和阻止民主制度被推翻，而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及相关联的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扩散到所谓的“流氓国家”。这种积极主动、先发制人的战略比冷战时代的威慑与遏制战略使美国更加愿意使用军事干涉手段。 奥巴马及其团队在近两年的竞选期间，其外交论述从思想理论到政策设想，再到政策实践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反对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政策，而主张积极开展合作的多边主义政策为其竞选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执政以来，奥巴马政府的确实践了其外交构思，努力重塑美国形象，确立美国地位，努力将美国外交带入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国际社会一直关注其外交政策上的变革是否会成为美国历史上自罗斯福以来最深刻的外交革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可以放弃其“世界警察”的身份和超级霸国的地位。针对叙利亚问题，奥巴马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从来没有停止过外交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