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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讯逼供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意义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冤假错案一直是司法机无法回避的痛 楚。至于其产生原因，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般认为比较一致，即 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一、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一个被公认的假象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为什么要实施刑讯逼供？倾向性的 意见是由于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下。例如，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有 人撰文指出，基层干警法制观念淡薄， 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 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是造成刑讯逼供的客观原因， 而侦查人员 认识上的错误思想是其主观原因； 上述观点，也是我国司法部门 所认同。最高检在《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 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中认为，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少数办案人员缺乏现 代法制精神”。公安机关表述也如出一辙。湖北荆门市政法委在 总结余祥林案件时认为，“通过调查、反思和剖析，余案的发生, 尽管有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因素， 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执法 办案中的诸多主观原因。”于是，我们遏制刑讯逼供的思路被导 向了加强自律和素质教育。因此，我们乐观地认为，只要侦查机 关领导重视在侦查工作中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不断加强对侦查人 员的法治教育，提高侦查人员的思想觉悟和法律水平， 就一定能 在公安系统内部逐渐减少乃至彻底杜绝刑讯逼供。 但依据现存的社会环境考察，我们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谬论。 不可否认，个别刑讯逼供确实跟警察的素质有关。但是，我 们不能以点代面， 刑讯逼供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现象， 必须考察侦 查人员（主要指人民警察）的群体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 法》规定，人民警察首先需要有“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 好的品行”。 其招录程序一般需经笔试、 面试、心理测试、 体检、 政审等一系列复杂程序。据调查，截止 2003 年全国公安机关大 专以上学历的民警就占到总数的 57.35%，同时，在目前就业形 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警察的整体水平应该比我们所主观臆想的 要高。而且，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暴力机关，在其系统内部，经常 进行“有计划地进行政治思想、 法制、 警察业务等教育培训”是 在所难免的。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警察群体 的综合素质应该不会太差。 退一步讲，我们假设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因为其素质 低下，那么，在现实中执行刑讯逼供的应该是基层的极个别的一 般政法干警，而不是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但是，根据实证研究 所得数据表明的真实情况恰恰相反： 刑讯逼供一般都是公安机关 的领导干部或者办案能手所为。如 2001 年发生的辽宁丹东周景 珠刑讯逼供一案中，两被告分别为丹东市 XX局案审处处长卢兆 忠、丹东市XX局巡警支队副支队长李茂坤；2002年发生的河北 唐山发生的李久明刑讯逼供一案中，被告包括唐山市 XX局南堡 分局局长王建军、副局长杨策。 如果说，我们的惯常性思维导致了这个错误假象的出现。 那 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刑讯逼供的发生呢？ 二、社会学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刑讯逼供 如上文所述，基层政法干警素质低下是造成刑讯逼供的主要 原因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我们我们更应该看到，屡禁不止的刑 讯逼供行为几乎是侦查人员的群体行为，而非极个别的个体现 象。侦查人员作为社会群体之一的角色， 只有当我们的视线从单 个警察转移到警察群体，运用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 深入理解支 配人一切行为的心理状况，也许才能对刑讯逼供问题得出一个较 合理的解释。 角色理论最早由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米德提出并逐渐发展和 完善的一种社会学理论。角色理论认为，角色是由一定的文化价 值体系所决定的、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 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是人们行为的依据，是社会交往的 基础。因为社会场景切换，人们的角色经常处于变动当中。 例如, 在母亲面前，我是孝顺听话的儿子，在儿子面前我是严肃慈爱的 父亲。在这种角色的不停变换当中， 不可避免的会把前一种角色 的需要自然的带到另一种角色中。 因此，社会中的人总是自觉不 自觉的被“角色化”。我们只有固守自己的角色，才才能在社会 中得意生存发展，而“不逾矩”。如果这种角色化稍有不当，则 被指责为不当。 那么，警察作为侦查人员的角色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 人民 警察担负着除暴安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大社会责任， 他们往往 被视为是“正义的化身”， 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重要 保障。在大众眼里，他们有着威武的形象和果断勇敢的作风。日 常工作中，他们要制止突发的犯罪活动、逮捕危险的犯罪分子、 执行严厉的刑罚，而这些无一例外都是暴力行为，但是这种暴力 行为因为带有正义色彩而获得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认可。 久而久之，“警察们”将这种角色自我肯定并保留下来， 并潜移 默化成为一种习惯或带有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