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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高贵：悲剧性审视中的性别关照 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 ?莫兰说：“教育的要义之一是传 授人类的理解， 理解不仅在不同宗教之间、 不同文化之间是必要 的，在‘我们之间也是必要的。 ”理解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反映， 是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根本性特征， 是人类“活”的证明， 某种 程度上说，人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理解的过程。但是，在习 以为常的教育生态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只是对于知识的理 解一一对于知识作为一种工业时代生产工具特征的理解，而非 “人类的理解”。 教育理想沦陷的因由大部分也正因为此。 我们 渐渐地漠视了人本身才是教育最大的意义， 把人的教育当作了工 业生产线上的一个过程，最终使我们不再看到作为“人”的他 人，甚至也不再看到作为“人”的自己。 现代教育因之走向百年 以来的最低落处。 康德提出“自由人”的概念，认为自由恰是人之本性的根 源，这是对“人”的直视。 康德之所以是高出一般的哲人之上的， 就在于他以理性自身来论证人类法治社会（或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发展，从而把先验的原则和“自由人”的自由事业 打成一片，并以永久和平为其归宿。 康德以其晚年的最终著作 《历 史理性批判》为我们展开了他独断的、超验的历史哲学。不管历 史知识在人类学中是多么的不可度测， 康德依然以他不可穷尽的 热情为我们指出了启蒙意义的历史解读方向， 以至于今天人们依 然无法超越他对历史的睿智的、机辩的、独特的定义：“上帝又 创造了人（或人文）的世界，他也就为人文世界（也就是为我们 的自由行为的能力）立了法，但这个人文世界之法却是自由而不 是必然，因此人就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 “自然世界的历 史是从善开始的，因为他是上帝的创作，而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开 始，因为它是人的创作。创作了恶就见证了人的自由。” 康德的性善恶学说指引我们看到“存在”的悲剧。 1793年 康德发表了《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的第一篇，对“人 的根本恶”作了如下阐述： “第一种恶是人的心灵在遵循已被接 受的准则方面的软弱无力， 即人的本性脆弱，即使有心向善也没 有坚强的意志去履行；第二种恶是把非道德的动机与首先的动机 混杂起来，即不纯正，也就是说，虽然有心向善并且有足够的力 量去实施，但却不仅仅把道德法则当作充足的、 唯一的动机纳入 准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需要道德法则之外的其他动机； 第 三种是人心的恶劣或者堕落， 即采纳恶的准则，把出自道德法则 的动机置于其他非道德的动机之后。 ”康德认为，前两种趋恶倾 向是无意的罪，而第三种却是有意的罪。以康德的善恶学说作为 基底，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人存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恶， 因而人生充 满了无意或有意的悲剧；而对这两种悲剧的观照，则构成了很多 文学创作的共同主题。 因而，教育的高贵，要从悲剧性审视中看到人自身的深渊处 境，无分性别。 许多人因了沈从文的《边城》之美，爱上了湘西的凤凰古城， 但这样的轻飘的解读完全得不到沈从文的写作的要义， 在《水云》 里，沈从文这样解说自己的创作：“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 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沿着这 样不凑巧的悲剧意识去触摸《边城》，我们会看到弥漫在作品中 那随处可见的人与人间情感上失之交臂的遗憾与怅惘： “翻过了小山，望得见对溪家中火光时， 那一方面也看见了 翠翠方面的火把，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面哑声 儿喊问：“翠翠，翠翠，是不是你？”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 轻轻地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 了。”翠翠上了船，二老派来的人，打着火把走了，祖父牵着船 问：“翠翠，你怎么不答应我，生我的气了吗？” “翠翠站在船头还是不作声。 翠翠对祖父那一点儿埋怨， 等 到把船拉过了溪，一到了家中，看明白了醉倒的另一个老人后， 就完事了。但是另外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 默了一个晚上。” “翠翠一爷爷一二老”间的不凑巧的关系与理解， 使得故事 的最后走向了悲剧，也构成了沈从文文本“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 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的叹息格调。 在历史强力的作用下，男性长期以来被默认为社会权力中 心，“人类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非正义和侵占的历 史，是以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为目标的。 ”男性因而被赋予刚 性意味，也由此铸就了从来只有女性为追求性别意识而展开形形 色色女权运动的人类文明进程。 但在沈从文的笔下，却没有了这 样的狭隘，男男女女，仿若《诗经》的世界，无碍无邪，真纯自 然。 这样的写作是与沈从文的悲剧意识分不开的。 许多人只把沈 从文看成一个过于单纯的“乡下人”， 一个只会写优美田园牧歌 的乡土抒情作家，一个数十年如一日地沉浸在童话般美满婚恋中 的幸运儿，殊不知他对现代性的憧憬、苦闷和挣扎并不亚于最西 化的现代知识分子，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