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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文学性 一、文学对电影的渗透 文学与电影有着很深的渊源， 无论从故事题材， 还是从讲述 方式，文学对电影的影响是极深的，尤其是有声电影发明以后， 电影从文学中所汲取的营养可谓丰富多彩。 而文学有时也借助电 影的传播性和视觉性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 而有些本已是经典 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 电影也在历经时间的淘洗后成为了电影 史上的经典艺术作品。所以，文学与电影，在影音发展的昌盛时 期，二者的关系就更为亲密了。 文学对电影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 而电影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世界电影史上， 有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并介 入电影的叙事， 如《乱世佳人》 《呼啸山庄》 《傲慢与偏见》 《茶 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老人与海》《战争与和平》《广岛 之恋》等，在中国，“第五代”导演登场后，也改编了许多优秀 的文学作品，如《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 豆》《活着》《霸王别姬》，等等。而随着网络文学的兴盛，许 多网络文学也被电影制作相中，成为电影的新宠，如 2013 年 5 月上映的赵薇执导的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就是根据网络小 说家辛夷吾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而成， 口碑和票房成绩都非常突 出。可见，文学对电影的影响和渗透正进一步扩大化和深入化。 而且，文学渗透入电影的方式， 也从单纯的故事选取而渐入到各 手法的营构上，比如意境视听的营造，先声夺人效果的塑造，铺 垫照应的调置，等等。另外，提到故事的选取，电影从文学中获 取的题材也愈见丰富，比如神话传奇、穿越玄幻、都市爱情、武 侠世界、乡土民俗等等都在不断充盈着电影屏幕。 但是在具体的 改编过程中，电影也因其自身的独特性以及导演本身的素养而使 最后的电影艺术有着与文学不同的审美意味。 笔者不打算全面阐 述，仅以张艺谋的部分改编电影为例，来阐述电影对文学的改编 及其电影的文学品格。 二、电影的文学改编 文学走进电影，电影改编文学，成为文学与电影结缘的一种 方式。这里，笔者以张艺谋的几部电影作为切入点，来看一下文 学对电影的影响和电影对文学的改编。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 《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分别改编自莫言的《红高粱》、苏 童《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以抗日为主线，并在其中穿插了“我 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 但张艺谋并没有遵循小说的这一思 路，在改编成电影时，他将重心放在了“我爷爷”和“我奶奶” 的故事上，而抗日的宏大主题变成了电影故事发生发展的背景。 张艺谋说：“我……不太想把它弄得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 人 类意识……一个宗旨是把它拍好看了……传达出莫言小说那种 感性生命的骚动。”以这样的思路和想法， 张艺谋在电影开头便 让“我奶奶”直接登场来展开故事： 上轿出嫁，然后便是被奉为 经典的“颠轿”的片段，这样，电影的中心便被确定下来，而人 物与环境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与小说相比，人物的数量相对少了， 性格也有所简化，“我爷爷”由小说中的“土匪”变成了电影中 的“轿夫”，高粱变成了无人种也无人收的野高粱， 其主要意义 就是提供“我爷爷”和“我奶奶” “野合”故事发生的地点。 而 有关抗日，小说开篇便说到“我爷爷”伏击日军，但在电影中， 却变成了是“我奶奶”发出的号令， “我爷爷”的匪气只体现在 了抢“我奶奶”上。“我奶奶”的形象在小说中有着风流放荡的 一面，电影将这一人物特点剔掉，只保留了她敢爱敢恨的一面。 这样的改编，一方面限于电影的时长，另一面也体现了张艺谋本 人的电影理念，拍出“感性生命的骚动”。 《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背景上，小说中是阴柔的江南宅院， 而电影改编为北方的高墙深院， 一方面是制造灰暗压抑、 封闭窒 息、阴森恐怖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则将高墙大院与封建、 腐朽、 悲剧等联系在一起，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这是张艺谋有意对 “造型”的选择和突出。 在造型上，张艺谋对于视听方面的元素 的发挥和创造是比故事改编更为费心和突出的， 尤其是对红灯的 渲染。苏童笔下的红灯仅仅是在陈佐千五十大寿时提及， 而张艺 谋却在电影中呈现了各种有关红灯的仪式场景，比如“挂灯”， 哪个妻妾门前有了“挂灯”的权利， 她就能获得主子的宠幸。而 “灭灯”“封灯”则象征了受到冷落， 不得主人宠幸的残酷。所 以，围绕着红灯的“挂” “点”与“灭”“封”， 妻妾在高院中 的地位便一目了然。于是，“红灯笼”成了电影中非常抢眼的具 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电影名也不遵原著，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 挂》。可以说，红灯笼对于电影中两性关系的病态呈现，尤其是 女性心理的烘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活着》讲述的是死亡故事，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福贵 老人所经历的人生故事，在福贵几十年的人生中，其家中八口人 除了他全部死了。父亲被他气死，母亲重病不治而亡，儿子抽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