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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令”成为一纸空文 公共场合禁烟令要有可操作性 　　　当前，全国有150个都市和地区都颁布了公共场合禁烟令，但一种尴尬现状是，都因种种因素有规难行，如武汉市5年来没开一张罚单。 　　“禁烟令”成为一纸空文，很重要一种因素就是禁令自身缺少可操作性。对此，关于专家早就道出重要症结所在：公共场合禁烟所在单位或部门几无监管，缺少自律；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部门，执法人员和执法力度局限性；执法主体不明确，没有专门执法队伍及监督检查机构…… 　　但是，为什么缺少可操作性禁烟令还遍地开花呢？窃觉得，与闭门造法不无关系。 　　所谓“法律是利益平衡产权”，任何法律规章在颁布前，都应当通过充分立法调研，通过不同利益层面讨论与博弈。换言之，应把对法律规章也许存在质疑与难题前置在立法前，而不是在颁布后，才发现这样那样执行难题，使本应不折不扣执行法律、规章流于形式，也透支政府部门公信力。 　　以公共场合禁烟令为例，立法前既要充分听取控烟声音，也要听听烟民，尚有那些公共场合单位声音，甚至还要直面政府控烟与烟草税收微妙关系、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政企不分等种种立法背景。惟有此，才好选取一种科学可行执法模式，在循序渐进中解决问题。 　　固然，咱们也应当看到，执法人员再少，执法力度再局限性，禁烟令自身再怎么缺少可操作性，也没理由5年来没开出一张罚单。这也阐明，某些地方为出禁令而出禁令。 　　值一提是，不只禁烟令，当下尚有不少法律规定，以及政府禁令都缺少执行力。如，鞭炮“限放令”、暑期“禁补令”、高管“限薪令”、高温“停工令”、环保“督办令”、国企“退出地产令”，不一而足。 　　法律法规尚有规章都不是儿戏，立法应当谨慎，一旦施行，就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会损害法律权威，也会透支政府部门公信力。面对涉及禁烟令在内诸多禁令屡屡流于形式，咱们绝不能习觉得常。 　　当务之急，国内需要专门针对公共场合出台统一禁烟法律，或者地方要有放矢地修法，使禁烟令更具备可操作性。窃觉得，立法或修法过程，应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标尺，借鉴国外和国内港台等地区成功立法经验，结合详细国情，并通过充分立法博弈，出台具备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禁烟令，并注重如何保证执行力。 　　固然，也要值得注意是，禁烟要有规可依，还得有法可循。地方修订公共场合禁烟令，还需注意不得违背《行政惩罚法》等有关上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位“流氓罪”犯人 由于抢了一顶帽子，砸了一扇玻璃，打了一种人，时年20岁北京青年牛玉强，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狱内体现良好，被多次减刑牛玉强将在走出监狱大门。如此，她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种走出监狱大门“流氓”。昨天上午，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陕西“渭南书案”当事人谢朝平代理律师周泽 (微博)上书多部委，建议特赦牛玉强及类似罪犯，以维护法律对公民公平、公正。记者 陈学超 “流氓”牛玉强被判死缓 牛玉强案判决书显示，牛玉强犯流氓罪“事实”是： 1983年4月24日晚，伙同郑庆和、赵国文、姚从越等人殴打她人；1983年5月一天，伙同赵国文、姚从越在朝阳区慈云寺大街拦截三名男青年，赵国文把其中一名男青年军帽抢走；1983年5月一天晚上，与赵国文将被赵国文怀疑挑拨其与女友关系刘红家玻璃砸碎；1983年6月13日晚，与赵国文、靳武、姚从越对跟其发生争执许林进行威胁和毒打；1983年6月一天下午，被高建辉纠集，与赵国文、靳武“到朝阳区永安里械斗。因没找到人，未逞”。 适逢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严打”，牛玉强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0年，因“流氓罪”服刑六年牛玉强获准保外就医；后，狱警来到她在北京家中，告诉她：她是两度被网上通缉“逃犯”。牛玉强遂被带回监狱服刑，按照规定应当计入刑期保外就医时间不计入刑期，牛玉强需到方能出狱，如此，她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种走出监狱大门“流氓”。 牛玉强案暴露深层问题 需要注意一种核心点是，1997年，国内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流氓罪”。按照新刑法规定，牛玉强行为被定性为寻衅滋事，最多会被处以处五年如下有期徒刑。 周泽表达，这暴露了新旧刑法之间如何先后承继问题。“如果牛玉强犯案之初就到处逃窜逃避追捕，始终躲到1997年新刑法实行话，根据‘从旧兼从轻’新法合用原则，那么她就有也许不再被追诉，虽然被追诉，刑期也最高只有五年有期徒刑。”周泽以为，刑法修改是法治进步体现，要让涉及牛玉强在内国民普遍地享有到法治进步成果，但牛玉强服刑至今，不但没有享有到这种成果，还在客观上给人形成极坏示范效应：“犯案后逃跑是有好处，没准此后某一天法律一修改，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就不被追究或者只受较轻追究了，这与刑法规定自首等制度目，是完全背道而驰。” “在1997年新刑法通过后，牛玉强再被以流氓罪服刑就已有失公正。石河子监狱（牛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