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专题式研究之实践.docxVIP

中国文化史专题式研究之实践 文化史为史学之分支，系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史学从广义上讲，泛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文化从广义上讲，包括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导论,p15）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演变过程即文化史，只有通过动态“史”之研究，才能把握文化之真谛。中国文化史研究自新史学兴起而出现，伴随西人、日人相关文化史著作之传入，近代中国学人开始仿效编纂中国文化史著作；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王云五（1888-1979）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文化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恰显示那一时期文化及文化史研究之成果，亦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变迁之局势，系研究中国文化史作品之重要代表；《丛书》所采用之分科研究法亦成为文化史研究之主要方法。 主论：分科式编纂方法之确立 中国近代史学系在西学冲击、影响、吸收与求变中产生，中国文化史研究亦是在上世纪初西方文化史学传入后兴起，并曾引发中国“文化史运动”初潮。《丛书》前，研究中国文化史较有影响之著作包括柳诒徵（1880-1956）著《中国文化史》（二册，1932 年）、杨东莼（1900-1979）著《本国文化史大纲》（1932 年）、陈登原（1900-1974）著《中国文化史》（二册，1935年）等，多系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史；专题式研究著作寥寥无几。出于对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P299）缺失之救正，及欲以文化研究激发国人民族认同感并振奋民族精神和抵抗外国侵略之愿景，专题文化史研究应时而起，中国文化史纵深发展方面受到关注。中国文化专史之涌现亦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整理国故运动之必然结果，符合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之内在理路。 一、梁启超与胡适对专题文化史研究之探索 梁启超（1873-1929）主张用专题式之方法纵剖中国文化史，二十世纪初即指出：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 （P44） 数年后，梁氏即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化，强调“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为一部顶好的通史”。（P145）其在《中国文化史补编》中提出“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五种专史之研究方法，并对“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两种专史之做法在分论中专门论述。梁氏认为： “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做起来实在不容易。据我个人的见解，这不是拿断代来做的。要想满足读者的要求，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性质分类论述······我们做文物专史，非纵剖的分为多数的专史不可。” （P267） 其重视以人生活动为对象之文物专史，主张用纵剖之法加以研究，以理清人类专门活动之前后因缘，贯彻“供现代人活动资鉴”之目的；并将文物专史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类加以深入研究，文化专史又可继续细分为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和美术诸小类。（P268-269） 1923年，北大《国学季刊》创刊，胡适（1891-1962）在发刊宣言指出： “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研究的范围。” （p9）“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p12） 就国故学研究而言，新法之输入非其目的，国故之整理亦非其目的，以输入之新法整理国故做成中国文化史以期再造文明方系其目的。而系统整理中国历史文化之方法可归结为索引式、结账式、专史式三种，其中专史式即以分工合作之法，对诸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等作专门研究，以窥中国文化之全貌。（p10-13）胡适将中国文化史划为民族史、国际交通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种，组成一个总系统，研究该系统宜分两步：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订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以分子目，······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 （p14） 胡适所倡之研究步骤主系分科专门研究方式，无论是材料的搜罗考订，还是系统中单类专史之子目研究，概莫能外。 二、王云五对中国文